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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忘不了吃
数年前曾写过两篇有关吃的小文章，一篇题名《吃相凶恶》，一篇题名《吃的耻辱》。原本是为应付约稿随笔涂鸦，没承想发表之后，竟被几个江南才子当着我的面劈头盖脸一阵夸奖，弄得我晕头转向、不辨真假，回来就发扬“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继续吃下去，准备一直吃倒胃口为止。我也清楚这等鸡零狗碎的破事不值得写，我也很想写点高雅的东西，我也很想让自己的文章透出一点贵族气息或是进步气息，但乌鸦怎能叫出凤凰的声音？秃鹰怎能走出仙鹤的舞步？那么，请正人君子原谅，请与我同志者笑读，咱这就开吃。
“吃”字拆开，就是“口”和“乞”，这个字造得真是妙极了。我原以为“吃”是“契”的简化，查了《辞海》，才知“契”是“吃”的异体。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个“吃”字，馋的意思有了，饿的意思有了，下贱的意思也有了。想这造“吃”的人，必是个既穷又饿的，如果让林黛玉或是刘文彩造这个字，不会是现在这样子。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腹胀得难受，应该是食物乞求他们的口：小姐呀，老爷呀，求求你们吃掉我们吧。由此可见，语言文字确实是有阶级性的，不仅仅是些抽象的符号。忽然记起，某人给某报写创刊某某周年的贺词时，竟把这张报纸称为“妳?摇”，原来报纸也分公母，真是妙极了。
言归正传：话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在单位听领导传达中央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一位中央首长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国人的吃饭问题。首长说人人都有一个口，张口就是一个洞，十亿人民齐张口，想想是个多大的洞吧，大概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你说可怕不可怕！我们领导借题发挥道：如果说这些口都是些樱桃小口，倒进去一茶盅米汤便能灌满，问题也还不算十分严重，可这些口偏偏以鲁智深、猪八戒式居多，三大海碗米汤灌进去只是个半饱，所以呀，我们领导说：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吃饱，还是饥饿，就成为一个问题。
现在还是不是一个问题？
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上边所写，东拉西扯，就算是一个“帽”吧，进入正文，还是要写我的“吃”史。频频谈我，令人生厌，生厌就生厌，我也没法办，你吃白面饼，我吃山药蛋。山药蛋真是一种雅俗共赏的美好食物，皇上爱吃百姓也爱吃，烧着好吃煮着也好吃，煎着好吃熬着也好吃，山药蛋哦，你的名字叫美丽！哦，山药蛋，多少谎言假借了你的名字，如果你就是土豆的话。话分两头，抛下这土豆咱暂且不说，还是说我：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活了四十二岁，换言之，已经吃了四十二年。尽管我好用工笔写文章，但要我把这四十二年里塞到肚子里的东西全部罗列出来，那我就去吃耗子药拉倒，因此我只能择其要者而记之。
孔夫子说“食色性也”，应该是对成年人而言。对小孩子来说，“色”还不成为一个问题（西方人被弗罗伊德得早熟另当别论）。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二十岁以前，“色”也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从我有记忆力起，就一直饥肠辘辘。这样说很可能又要招致一些好汉们的痛骂，给我扣上一顶“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大帽子。但事实如此，饿肚子既不光荣也不美好，何必假造。但有没有炫耀“苦难”的意思呢？有，的确是有，这是我跟着你们学的。
我生于年，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据老人们说，那时还能吃饱肚皮。但好景不长，很快就大跃进了，一跃进就开始挨饿。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是跟着母亲去吃公共食堂。端着盆子提着罐，好几个村的人挤在一起排队，领一些米少菜多的稀粥，很少有干粮。我记得我家邻居的一个男孩把一罐稀粥掉在地上，罐碎粥流。男孩的母亲一边打着那男孩一边就哭了。男孩高喊着：娘哎，别打了，快喝粥吧！他忍着打趴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地上的粥吃。他说，娘，快喝，喝一点赚一点。他的母亲，听了他的话，跪在地上，学着儿子的样子，舔粥吃。在场的人，无不夸奖那男孩聪明，都预见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果然是人眼似秤，那当年的男孩，现在已是我们村的首富。他靠养虫致富。养蝎子，养知了猴，养豆虫，高价卖给大饭店和公家的招待所。他看准了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嘴巴越来越尖，口味越来越刁，他们拒绝大鱼和大肉，喜欢吃奇巧古怪，像可爱的小鸟。眼光就是金钱。他说下一步要训练贵人们吃棉铃虫。
公共食堂垮台后，最黑暗的日子降临了。那时不但没饭吃，连做饭吃的锅都没有了。好多人家用瓦罐煮野菜。我家还好，大炼钢铁期间我从废铁堆里捡了一个日本兵的破钢盔戴着玩，玩够了就扔到墙旮旯里。祖母就用钢盔当了锅。瓦罐不耐火，几天就炸；弄得灰飞烟灭，狼狈不堪。我家的钢盔系精钢铸造，传热快捷，坚硬无比，不怕磕碰，不怕火烧，真是一件好宝贝。祖母用它煮野菜，煮草根，煮树皮，煮了一盔又一盔，像喂小猪一样喂着我们兄弟姐妹，度过了可怕的饥馑之年。
很多文章把三年困难时期写得一团漆黑，毫无乐趣，这是不对的。起码对孩子来说还有一些欢乐。对饥饿的人来说，所有的欢乐都与食物相关。那时候，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成群结队，村里村外地觅食。我们的村子外是望不到边的洼地。洼地里有数不清的水汪子，有成片的荒草。那里既是我们的食库，又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在那里挖草根挖野菜，边挖边吃，边吃边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牛羊歌手。我难忘草地里那种周身发亮的油蚂蚱，炒熟后呈赤红色，撒上几粒盐，味道美极了，营养好极了。那年头蚂蚱真多，是天赐的美食。村里的大人小孩都提着葫芦头，在草地里捉蚂蚱。我是捉蚂蚱的冠军，一上午能捉一葫芦。我有一个诀窍：开始捉蚂蚱前，先用青草的汁液把手染绿，就是这么简单。油蚂蚱被捉精了，你一伸手它就蹦。我猜它们很可能能闻到人手上的味道，用草汁一涂，就把味道遮住了。它们的弹跳力那么好，一蹦就是几丈远。但我的用草汁染绿了的手伸出去它们不蹦。为了得到奶奶的奖赏，我的诀窍连爷爷也不告诉。奶奶那时就搞起了物质刺激，我捉得多，分给我吃的也就多。蚂蚱虽是好东西，但用来当饭吃也是不行的。现在我想起蚂蚱来还有点恶心。
吃过蚂蚱，不久就是夏天。夏天是食物最丰富的季节，是我们的好时光。60年代雨水特别多，庄稼大都涝死。洼地里处处积水，成了一片汪洋。各种鱼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品种很多，有的鱼连百岁的老人都没见过。我捕到一条奇怪的鱼。它周身翠绿，翅尾鲜红，美丽无比。此鱼如养在现在的鱼缸里，必是上品，但吃起来味道腥臭，难以下咽。洼地里的鱼虽多，但饥饿的人比鱼还要多，那时又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捕鱼工具，所以后来要捕到几条鱼也就不容易了。捕不到鱼，也饿不死我们。我们从水面上捞浮萍，水底捞藻菜，熬成鲜汤喝。所以老人说，水边上饿不死人。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鱼虾不多照样有，又有螃蟹横行来。秋风凉，豆叶黄，蟹脚痒。成群结队的螃蟹沿河下行，爷爷说它们要到海里去产卵，我认为它们更像去开什么重要会议。螃蟹形态笨拙，但在水中运动起来，如风如影，神鬼莫测，要想擒它，绝非易事。要想捉螃蟹，必须夜里去。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提马灯，悄悄前行，最忌咋呼。我曾跟着六叔去捉过一次螃蟹，神秘新奇，趣味无穷。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用高粱秸在河沟里扎上一道栅栏，留上一个口子，在口子上支上一货口袋网。夜气浓重，细雨朦胧，身体缩在大蓑衣里，耳听着的声音，借着昏黄的灯光，看着螃蟹的大队沿着栅栏爬上来……这样的经历终生难忘。螃蟹好吃，但舍不得吃。将它们用细绳绑成一串，让它们吐出团团泡沫，噼哧噼哧地细响着。把它们提到集上去，三分钱一只卖给公社干部，换来钱买些霉高粱米、棉籽饼什么的，磨成粉，掺上野菜，能顶大事儿。过苦日子，决不能贪图嘴巴痛快，要有意识地给嘴巴设置障碍、制造痛苦。
秋天，草籽成熟。最好吃的草籽是水的种子。这东西很像谷子，带着壳磨碎，做成窝头蒸熟，吃到嘴里嚓嚓响，很是精彩。
秋天好吃的虫儿很多，除了形形色色的蚂蚱，还有蟋蟀。深秋的蟋蟀黑得发红，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吃，有一种奇异的香气。捉蟋蟀比捉蚂蚱难度大一些，这虫儿不但蹦得好，还会钻地洞。还有一种虫儿，现在我知道它们的名字叫金龟子，是蛴螬的幼虫，像杏核般大，全身黑亮，趋光，晚上往灯上扑，俗名“瞎眼撞”。这虫儿好聚群，停在枝条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葡萄。晚上，我们摸着黑去撸“瞎眼撞”，一晚上能撸一面口袋。此虫炒熟后，那滋味又与蟋蟀和蚂蚱大大的不同。还有豆虫，中秋节后下蛰。此物下蛰后，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没有，全是高蛋白。
进入冬天就惨了。春夏秋三季，我们还能捣弄点草木虫鱼吃吃，冬天草木凋零，冰冻三尺，地里有虫挖不出来，水里有鱼捞不上来。但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大家很快便发现，上过水的洼地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像揭饼一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在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酥如锅巴。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用斧头剁碎、砸烂，放在缸里泡，用棍子拼命搅，搅成糨糊状，煮一煮就喝。吃树皮的前半部分的工序和毕升造纸的过程差不多，但我们造出来的不是纸。从吃的角度来说，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很快，村里村外的树都被剥成裸体，十分可怜的样子，在寒风中颤抖着。在这危急的关头，政府不知从哪里调拨来救济粮。所谓救济粮，根本不是粮，而是一些发霉的萝卜叶子一类的东西，挤压成件。现在拿那样的东西喂猪，猪也不会吃。但在当时确是货真价实的宝贝。分配时人人都红着眼，盯着秤杆，一星一点，秤高秤低，都十分计较。这种东西也不是常有的，总是在人们饿得即将停止呼吸时，才会发放一次，可见国家也是相当的困难。发放救济粮的钟声敲响时，连躺进棺材里的人也会蹦出来。这当然是夸张。那时候，人死得太多，哪里还有什么棺材。死了，好歹拖出去，让狗吃了拉倒。那是狗的黄金岁月，吃死人吃的，都疯了，见了活人也往上扑。有人可能要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打狗吃呀？狗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你问得好，你这念头，我们早就想到了，可我们腿肿得如水罐，走两步就喘息不迭，根本不是狗的对手。与其说去打狗，勿宁说去给狗加餐。如果有枪，勾一下扳机的力气还是有的。但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手里要有了枪，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呢？公社书记和公安人员手里倒是有枪，但他们有粮吃，不必去打狗吃。他们嫌吃死人的狗太脏，提着枪去打野兔、大雁、水鸭子什么的佐餐。
大概是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多少年后提起来，孙大奶奶还恨得牙根痒痒，骂老头子吃独食，连一点人味都没有，死不足惜。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教训很深刻。后来我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牛，偷食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辙。
那几年里，母亲经常对我们兄弟讲述她的一个梦。她梦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坟墓外边见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说他并没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坟墓里而已。母亲问他吃什么，他说：吃棉衣和棉被里的棉絮。吃进去，拉出来；洗一洗，再吃进去；拉出来，再洗一洗……母亲狐疑地问我们：也许棉絮真的能吃？
度过60年代初期，往后的岁月还是苦，但比较起来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经常搞忆苦思甜运动，大家一忆苦，总是糊糊涂涂地忆到年。一忆到年，干部们就跳起来喊口号，一是要打倒苏修，二是要打倒刘邓，干部们说年的饥荒是刘邓串通了苏修卡中国人的脖子造成的。我们明知道这是胡说，但谁也不去装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还是不能放开肚皮吃，但比较年那是好多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饭碗号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的女儿的那份食物。那时我们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母亲是长媳，一直忍辱负重，日子本来就很难过，我的无赖，更使母亲处境艰难。夺我堂姐的食物吃，确是混账。我婶婶的脸色难看，说出的话像毒药一样，一句句都是冲着母亲来的。母亲只好骂我，向婶婶赔礼道歉。这是我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至今我也不能原谅自己。长大后我曾向堂姐说起过此事，她淡然一笑，说不记得了。
母亲常常批评我，说我没有志气。我也曾多次暗下决心，要有志气，但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也不如。街上有卖熟猪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卖肉人一刀差点把手指砍断。村里干部托着一只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干部一脚踢倒，将瓜砸在头上，弄得满头瓜汁。那些年里，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见人厌，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饱了时，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好吃的，立刻便恢复原样。长大后从电视上看到鳄鱼一边吞食一边流泪的可恶样子，马上就联想到自己，我跟鳄鱼差不多，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吃。在家里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产队里的马料吃，被保管员抓住，将脑袋按到沤料的缸里，差点呛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萝卜，被抓住，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我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偷扒刚种下的花生吃，中了药毒，差点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剧毒农药浸泡过的。至于偷瓜摸枣，更是常事。有时被捉住，有时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顿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个大胜仗。有一次我去偷临村的西瓜，被看瓜人发现，那愣头青端起土炮就搂了火，扑通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吓得我屁滚尿流。想跑，腿挪不动，被人家当场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学校去，成了轰动学校的新闻。与吃有关的恶心经历窝囊事，写成文那真叫罄竹难书。这几年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偶尔也敢人模狗样一下，但一回到家乡，马上就像一条挨了痛打的狗，紧紧地夹起尾巴，生怕一翘尾巴引起乡亲们的反感，把我小时候那些丑事抖搂出来。
有人硬说我对军队没有感情，这是让我不能接受的。挂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虚假，藏在心里的才有质量。我当兵之后才真正填饱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严，就冲着这一点，也不敢对军队没有感情。当兵临走前，村里的几个复员兵来给我传授他们在部队积累的宝贵经验。他们说：如果吃面条，第一碗捞半碗，连吹带搅和，凉得快，吃得也快。吃完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来冒尖一碗，慢慢地吃。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满，等你吃完再去捞时，锅里就只剩下汤水了。如碰上吃米饭，万万不可咀嚼，只要一咀嚼，南方兵就发笑。我到了部队，才发现那些复员兵纯粹是在胡说八道。新兵连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单位，简直就是上了天堂。我们那单位，只有十几个人，却种了五十多亩地，每年种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小麦磨成精粉（我们只吃精粉），玉米用来喂猪。你就想想我们那单位的生活吧。战友的父亲来队吃了几天，感叹不已，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了。我从新兵连下到新单位，第一顿吃了八个馒头，自觉不好意思，更怕给领导造成不良印象，影响了进步，才意犹未尽地住了嘴。就这样也把炊事班长吓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员汇报情况，说管理员大事不好了！管理员说有什么大事不好了，难道是鬼子又进了村子吗？炊事班长说鬼子倒是没有进村，但是来了几个新兵，个个都是饭桶，吃得最少的那个，一顿饭还吃了八个馒头。管理员说我就怕他们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干，不能吃的也不能干，我们的粮食大大的有。明天就给我杀猪，给这几个小子油油肠子。第二天果然宰了一头大肥猪，切成拳头大的块儿，红烧了半锅。馒头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猪肉炖得稀烂，入口就会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这就是了。这顿饭吃罢，我们几个新兵，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吃猪肉吃醉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肚腹沉重，宛若怀了一窝猪崽。这一顿真正叫过瘾。二十年来第一次，就此逝世也不冤枉。但后遗症很大，我整夜在球场上溜达，一股股的荤油像小蛇一样，沿着喉咙往上爬，嗓子眼像被小刀子割着似的。第二天还是大白馒头红烧肉，我们开始羞羞答答，挑拣瘦肉吃，吃起来也有些文质彬彬了。管理员骂道：原以为来了几条梁山好汉，却原来也是些松包软蛋。
又过了几十年，当我成了所谓的“作家”之后，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蚂蚱、蟋蟀、豆虫等昆虫，又吃到了当年吃坏了胃口的野草、野菜，满桌的鸡鸭鱼肉反而无人问津。村里的首富，竟是一个养虫的专业户。我想，怪不得哲人们说两极相通，原来饿极了和饱极了都要吃草木虫鱼，就像北极和南极都是冰天雪地一样。
年7月8日
附莫言《回忆录》（1----6）
在平凡的一生中，有多少的东西都会流失，有多少的东西都会陌生，都会淡去，甚至忘记。你可能忘却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记忆永远不会背叛那些欢笑、阳光、梦想，以及那些挫折、痛苦和失落。 自我知事以来，记忆的东西越来月丰富，但有些事、有些情，有些东西已经有些模糊了，为了不陌生，不忘记那些曾经，我时刻都在回忆，追逐记忆中的一切。二十年的生命历程，演绎了二十年的人生，人生或许真的如戏，曲曲折折、似真似假、虚虚幻幻，各种各样的角色，各式各样的命运，复杂无穷，变化万千。对于我的这二十年，不管是苦是累，是欢乐是悲伤，是酒后醉恋后痴，还是不知名的失忆，我都感谢它们，因为是它们把我推向了现在的人生，是它们演绎了我这二十年的精彩。 对于一个出生在农村家庭的孩子，我的记忆中有太多的乡野气息，田野间的稻花香，火塘边的包谷味，那些都是我一生忘不了的味道。那些童年，瞬间即逝，感怀不断，思绪飞舞。那些记忆，是天空与大地的对话，是燕子与春天的呢喃，是蚂蚁和蚯蚓的私语。忘不了，就打开那些尘封的记忆，打开那本破旧的影集。打开影集，那一张张熟悉的脸盘，那一个个活跃的身影，从思绪从回忆间掠过，顿时凄凉悲咽。 那些远去的背影，那些逝去的亲人，不尽的泪水是对你们的怀念，思念是飞翔的大雁的寄语。回忆过去，犹能感到一丝的快感，一丝的欣慰。书写过去，能抒自心之情感，光阴的飞逝，生命的短暂，让人叹息，父亲的背影，母亲的洁白的双手，已成过去，只剩记忆。 思绪断章，记忆零乱，想得太多，也就想记的太多，在此，想把记忆理清，特来我的回忆录，来备我以后之用。 1、 正如鲁迅先生一样，在我懵懂的时候，家乡是有社戏的。 我们那里是一个自然村，叫做怕掌村，村里又分好多个寨子，在怕掌村有一座山叫做白岩山，山下有一寨，就是我们的小寨子了。因为有一个清澈的池塘在寨子中央盘旋，寨子因此得名为清塘，话说此池塘，在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在迁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没有人知道它的历史，有人说是与王母的瑶池相连的，关于它的神话太多，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在这就不过多解说了。 池塘南边上有一楼阁，我从没有进去过，听说楼里面有很神圣的东西，但那些迷信的东西我是不会去过多追问的。楼边有一片宽阔的广场，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了，就好似鲁迅先生的“百草园”吧！因为过去四十多米就是我们的小学了。 回说那广场，白天是我们的乐园，晚上就很让我们去了，怕是怕我们不经意进那间小楼吧！有一段时间，白天也不让我们进去，并觉得奇怪了。对于我们是不乐意的，对于我更是。因为有围栏，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但又想搞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于是，我约了几个要好的朋友皮蛋、双柱，准备计划，实施行动。 我们悄悄地从左侧的玉米地过去，玉米地上有一堵高墙，我们就一个骑在一个脖子上爬上去，上去后就坐在墙上观察那边的动静。广场上有很多的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有的拿着长毛，有点身上插满了旗子。那时，我六岁，从没有见过这种场景，更不用说有电影电视看京剧之类的了，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就好奇地盯着看。 过了十多分钟，纳西尔开始唱了，有的还开始翻筋斗，一翻就是几十个，我、皮蛋、双柱都看得眼花缭乱，都知道他们翻的比我们白天在学校操场的草地上漂亮多了。我们边看边讨论，谁唱的好，谁翻得棒，不知不觉到了十一点了，双柱和皮蛋说要回家了，他们的家长是不容许他们晚归的，因为白天他们还得去放牛。我是无所谓，但在他们的催促下也不得不离开。 回到家里我问爸爸，爸爸说那是村里请来的戏团，村上给多少钱来唱一次，但还好像四年五年才能轮到我们村的，所以很重要的，他们演习时，不允许我们小孩子去捣乱。爸爸还给我讲了一些故事，一些戏剧的主角，如穆桂英，杨家将的，我听得入神，并期望开戏那天的到来。 开戏那天是冬月十五的晚上，月亮早已高高地挂在纯然如斯的天空上，爸妈因为白天干活累了，就说不去了。而我们早就把小凳子搬到了广场上了，等着开戏啰！冬天的夜晚冷的要死，把我们的手和耳朵冻得通红，但我们还是忍着看戏，等待着穆桂英，等待着翻筋斗，可是等了好久都不出来，都看了两个多小时了，看得乏味了，哥们几个就相约不看了，去偷我大舅家的红薯烤吃。 终是去了，才挖了两个就被大舅家的狗听到了，“汪汪”追了出来。我们急的赶紧跑了，皮蛋最弱，不小心摔倒了，磨破了脚在那里哭，还好双柱机灵，随手拔了棵篱笆桩，把狗打跑了。三人看着脏兮兮的红薯还在，傻傻地笑了，本来打算烤吃的，想不到被狗一追，双柱把火弄丢了，就围在一起生吃了。虽是生吃，但那是我一生忘不了的味道，那个红薯的脏样依然是我最深刻的记忆。 回家的时候才想起把凳子忘在戏场上了，生怕被别人拿了，但有不想回去拿，就硬着头皮回家，准备好受骂的心理。爸妈还没有睡，说凳子已被张家大叔送回来了，问我们那里跑去了 。我笑而不答，心里想：偷你娘家的红薯还能告诉你吗？不禁闷闷地在心里笑了。 蝈蝈沉寂了，爸妈睡了，我却做着我的红薯梦。 2、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寨子里是没有自来水的，在记忆的荧屏中，依然保留着清塘那口古井的庄严形象。 清塘村南有一条路叫花石路，而古井就在花石路边上。这口井深约三米到四米，宽米余，井口是一个正六边形的模样。井的的旁边用水泥和石板铺着，井口上有一块大青石作井盖，每次村民把水取出来后都要把井盖盖上，生怕尘埃玷污了这纯洁的“母亲”。井的上方有一棵大柳树，我，双柱和皮蛋三人的手拉在一起才能把它围起来，定是有些历史了。村中的花甲老人说，这棵柳树是一棵神树，是守卫我们清塘的英雄，因此，我们不仅尊重这口井，也很敬畏这棵树。 再说那井，井盖是一块大青石，而井身则是大理石，上面雕刻这龙和一些不知名的动物，可能岁月久了，有些已模糊了。也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的来历，大约在明朝时就存在了吧！有这样一个传说，明朝有一个官员在官场得罪了当朝宰相，宰相上书皇上，诬陷他造反，皇上不分是非就把他贬到西南这蛮夷之地。他来到这里，非常悲愤，欲以一死来解脱，恰见一口井，欲投之。忽然从井中飞出一条白龙，问他为何如此悲伤，得知情况后，白龙遂给他一栋华丽的房子和一笔财产，让他自由的生存，并且可以取食井中之水。此人便定居下来，时代繁衍，形成了以后的土司刀闷氏图。刀氏后人感恩白龙，于是每年过年要祭拜此井，至今已不是刀氏一族祭拜了，而是全寨的人都祭拜。此井也因此名为白龙井。 清塘有三个村民小组，有十五个民族，白龙井从明朝至今，哺育了好几个世纪，多个民族的生息繁衍了。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它都是清塘所有村民的“母井”，村民的做饭，洗衣，饮用以及牲畜用水，无一不是从这口井取的。来看井中之水吧，井水有些碧绿，盛在桶里或石缸中却清澈的很，喝起来很清凉和甘甜。有时候，很多小鸟、野鸡、或是狐狸等动物，也会偷偷地来喝，生怕人类把这甜美的泉水喝光了。挖井人早已不在，古井却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庄严的立在村南的花石路边。 还记得那些担水的日子，虽苦但却是乐的。 那时候因为贫穷，父母是忙得不可开交的，而喝水是他们忙的一项活儿，水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因为每天做饭、洗衣、人和牲畜用水大约要四担到五担，而我家因为多养了些牲畜，是必须用六担的。每天眼看着母亲瘦小的身体担起那一担担沉甸甸的水，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也跟母亲去担些。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小半桶，随着年龄的增大也就慢慢增多了，慢慢的一个人也去担些，有时是和双柱、皮蛋一起去的。下雨天去担，总是摔跤，帅的眉青脸肿的，让人哭笑不得。还记得有一次，我摔倒了正好倒在路边，腿被尖尖的篱笆桩穿了进去，穿的很深，血一直流着，疼得我麻木了，也急的双柱和皮蛋哭了。后来，父母把我送到老村医赵大爷的哪里，慢慢的才好了呢。那疤痕至今还在，那是我最忘不了的记忆。 古井伴我成长，每次我伤心难过的时候，都要和它诉说，它总是用微笑的脸庞和甜美的泉水安慰我和鼓舞我；每当我快乐高兴的时，它和我一起分享，歆受着我的快乐。从我离开村子出来求学那天起，已有八年之多，虽也偶尔回去次次，与之却未曾蒙面（因为我家在村北，离得太远）。古井犹在，乡韵仍存，漂泊的我依然恋着乡情、乡风和乡俗，忘不了那些点滴。 因听说去年大兴水利，家家户户都装上了自来水，修了蓄水池，享受着自来水的方便，却早把那空白龙井遗忘了。心中猜想白龙井的惨景，不由得又忆起了往事。 3、 在前面提到，在我很小的时候是不通电的，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电脑了。 记得我七岁那年，有一些天，父亲常常被叫到村长家开会，每次都是很晚才回来。我很好奇并追问父亲，他说我们村要通电了，正在商量资金、人力、物力的问题。那个时候，村子里的公路也没有通，全是山路小路，电线杆、电线和其他的通电设施，都得人工运输，而父亲那时候正年青，他是必须去参加运输的，说到运，父亲有些不知所措，一方面为了将要通电而兴奋，另一方面他去做运输去了，家里的好多庄稼就要荒废了，最后他还是摇摇头去了。 过了些日子就开始大干起来了。数月之后，电终于通了，家家户户都挂上了葫芦型的白炽灯，我们这些孩子自然就陶醉在“灯火辉煌”的乡村啦。电通了，为了庆祝，村长鲁三舅不知从那里弄来了一台电影机，在全村都通完电这天放影。 这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来，为的就是观看这“稀世珍宝”，我自然也前往探奇了记忆中，这是我的第一次看电影。 通过村长和有关技术人员的整理调节下，大银屏就出现一些人物，这些人物与真实的人无异，我还以为是谁跑进去那里呢，细细看才知道不是。人们都聚精会神的看着，忘记了白天做活的疲劳，忘记了休息，甚至连蚊子叮咬在脸上，也无暇顾及，每到精彩之处，便会跟着嘟囔起来，吆喝起来，直至天光放晓，人们才会揉揉眼睛，长长的打一声哈欠，才慢慢散去。 那晚以后，鲁三舅家把电影影放在他家牛圈旁边的空地基上，四周围上围墙，墙左侧设一道小门，一个简单的电影院便问世了。每天放影之前，三舅就在小门外收票，一开始票价只是两角三角，小孩也收一角，许多人为了满足这精神的需求，是不惜这几毛钱的，那块空地基那个小影院还是爆满的。可是后来就加到四角五角了，我们因为不敢和父母要钱，常常对不能看电影而苦恼，便会想些方法进去，有一次，皮蛋和我打算从围墙上翻过去，却被姨妈逮到，呵斥了很久，我们也就不敢再试了。还好因为鲁三舅收票太高，大家觉得那些片子看腻了，就去得少了，三舅决定小孩免费，并且换些新片，电影场才又回到了往昔的景象，我们也因此有机会再看电影了。 从此，大家便迷恋上了电影，不管在哪里，电影都是大家的谈资，或田间地头休息聚拢时，或放牧担柴的场合，或串门款白的时候，某个电影的情节，某个影员的相貌气质，都是他们评论的话题，谈兴所致，就会模仿起来。我们也是如此，喜欢模仿影中人物的对白，甚至模仿武侠斗殴，把人分成派系，大斗起来，有时候若一点的孩子会被打哭，那时，我双柱和皮蛋是出了名的小霸王，父母在我们后面没少受气。 电影一度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调，不管是红白事，还是搬迁喜庆，或是孩子满月的庆贺，主人家都会请播放人员来影放一夜的电影，一来彰显此举的热闹，防止冷冷清清，二来也显示主人家的阔气，那时候电影是富贵的象征，那家嫁姑娘都喜欢影放的。直至21世纪初，电视、电话等各种电子电器产品的相继下乡，电影的地位才受到排挤，往日拥挤的电影场才清淡了。虽然电影院仍在，偶尔也播放些大片，但只有少数的人看了，往日嫁姑娘看电影也改为给姑娘送电视电脑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带动着人们富裕起来，却也打乱了往昔温馨的生活。 想起曾为了张电影票被父亲打的情形，我哭的死去活来，那样沮丧，那样苦恼，现觉得可笑啊。如今有了电脑，却变得冷淡，早看不到那些黑黝黝的脸庞，听不到那些谈笑风生，“宅”了，都变宅了，可有谁还记得电影场上温馨的场面？我想：不记得了，都不记得了。 4、 在我上小学的年代，整个寨子有一百多户人家，而能住砖瓦房的只有村南较富裕的三四家，其余的大多都是用金黄的草铺在土坯木梁上的构造，全寨没有一家是平房的。站在清塘后的白岩山上放眼望去，眼前的，远处的都是一种颜色，你家的，我家的，全是一种式样。土坯墙，草屋顶，内置一个火塘和一个灶，再加上一盏煤油灯，就构成一个家，清塘人民就在这中和岁月轮回，随季节交替，与天地同生。 我家就是这样的一所草屋。在我知事以来就已存在，在我看来是老得要掉牙的了，可是它的年纪却还很轻，听说是我父亲娶我母亲时才建的，也是他们那时的所有财产了，这时我倒很敬畏老屋了。在大生产的那个年代，是不限定生育的，而且多数人还顺应毛主席的“人多就是力量”的口号，生了很多孩子。奶奶就是一个，生了我父亲他们八个儿子两个女儿。因为人口众多，物资困乏而我父亲是我奶的大儿子，分家时，除了给他两只碗、一口锅和一把锄头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草屋是他们弟兄几个一起努力才建起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家只有一大栋人住的草屋，分三室，左右两侧是人住的，中间为大厅，火塘就弄在大厅里，那时候大厅是与客人闲聊款白的地方，也是吃饭的地方。再后来，我上了小学的时候，又设添了两间草屋，因为养家畜，一间用来圈养牲畜，另一间则是厨房，这样厨房和会客大厅就分离了出来，家里也宽松了很多。 说到草屋，顾名思义就是用草做屋顶的房子啦。屋顶横七竖八的梁椽上，铺上一层层的茅草、山草更或者是稻草，用竹皮或竹心做成的绳子扎紧，在压上些竹笆片，就弄成了草屋顶了。这样的房子夏天很干爽，冬天也很温暖。但有些房屋地基低，屋子自然就低了，常常有鸡或猫到屋顶，把铺好的草弄乱了弄稀了，雨天就会漏雨，家里到处是盆或桶接着，一进屋就觉得很不舒服。此外，草屋还有个缺点，就是干草太多，容易引燃，我家的牛圈和小学都曾起过火，原因都是孩子在干天放鞭炮引起的，这就人们慢慢认识到草屋的不足了。 用草做屋顶，是坚不住几年的，时常得翻新，重铺或全部更新，而更新又得去准备草啦。记忆中我家的草屋更新了四五次了，每次更新前半年，父亲母亲总是会带着我去山上割草。我也学着父亲割草，把草平铺在地上，等晒干了就用草绳捆起来堆放在一起。慢慢地也就学会了，父母忙的时候，一个人也去割，或是约上和我要好的朋友去。记得有一次，双柱和我一起去割，割累了就坐在地上休息，双柱忽然想到草山后面有一棵山楂树，现在正是成熟的季节，就相约去摘了。 不一会儿就到了。山楂真的熟了，诱人的山楂沉甸甸的挂满枝头，引诱的我直流口水，我们什么都不管，爬上树上就摘吃。山楂树下是一堵斜崖，当时我是不怕的，因为我很自信自己的爬树技术。山楂树分四杈，右边小的那杈较为成熟些，心想是可以承受我的身体重量的，就跨过去摘了。没有想到那杈树枝是有虫眼的（被虫侵蚀过），突然间嘎吱一声，树枝断了，我人带树枝一起掉下山崖去，在半空中抓了很多小树枝都没有抓住，一直落到一条溪边的沙滩上。还好落到的地方没有大石块，没有弄成重伤，只是脚踝被沙石弄破了在流血。双柱以为我不行了，急忙从树上下来，大哭大喊起来，听到我的回声，他又高兴又担忧的跑过来，见我没事也放心了些，两人一癫一拐地回了家。因为不敢告诉家人，脚踝便有了一个疾，到现在有时还会疼，一疼便会疼得瘫痪不能走路。 草屋终于在这一年的冬月更新了屋顶，看着那油亮油亮的屋顶是那样的美，心里自然也乐了，虽九死一生经历落崖之灾，但回想那些惊险，那些割草的岁月，那个童真的面孔，心里是无比的兴奋。草屋一直在我们村子存在了三四十年，直到我十六岁的时候，村子大力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慢慢才被淘汰的。 如今那些草屋已经退休了，崭新的砖瓦房，一栋栋的平房、洋房也随之出现，装饰了山村小寨，清塘正沐浴着清风发展起来。草屋影已不见，但只要见到草，见到山上的乱建的休憩屋，就会不自而然的回忆那些故事，那些草屋情怀。 5、 清塘广场后面矗立着一所小学，那就是我所谓的老学校了。老学校经历岁月的沧桑，已经弄得满目凄伤了，但是它依然站在村南寨边，依旧履行着历史赋予它的任务。 老学校之所以老，是对于我的记忆的。自我知事以来，老学校就已经像一个掉了牙的老太太，艰涩地矗立着。我不知道它的历史，也不知道它究竟存在了多少年，但心里对它是则是崇敬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哥哥和姐姐就在这中上学，有时候我会和他们一起去，而每次都被那个凶神恶煞的老师关在门外，说是怕我影响上课不让进去。我只好趴在教室外的窗台上傻傻地看他们，看黑板上白色的数字和书桌上那写精美的小算盘，很是想去碰它，但在那时是怎样一个妄想啊？ 老学校之所以老，还在于它的建造。那个时候，土坯墙、草屋顶是当时的潮流，学校自然也是。校舍仅是一层高，柱和梁是用木头做的，而椽是用竹片做的，上面铺就一些草，就成了学校的模样了。草屋顶斑驳陈旧，青苔和杂草不知什么时候在那安家落户。梁和柱也刻着岁月的烙印，虫蛀的洞眼依稀可辨。老学校只有两间房间，左边的一间较小些，是给前来支教的老师住宿的，而右边的房间是很大的一个长方形教室，究竟多少平米我已经记不住了，只是记得当时是三个班一起上课的。老学校是三年制的小学，一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二十多人，加起来差不多是六十多人，学生就那样拥拥挤挤地三个人坐在一起，三人同坐一条凳子，同用一张桌子。教室有三块黑板，老师只有一个，每天老师都要在这三块黑板上轮回涂抹，分别给三个年级授课。当初我们只知贪玩，是不曾领会老师的处境的，现在想来却对那老师佩服的五体投地。教室里有三十张左右的桌子，很多破旧的不知用了多少年，经常断腿断脚的。教室的地面是土的地板，有些地方是坑坑洼洼的，因此我们扫地也很是好扫，只需捡些废纸和粉笔头，几分钟就可以弄完了。老学校的阴沟里总是堆放着一大堆老师的柴木，这里便驻扎了老鼠的大军，几乎每个墙的角落，都有很明显的老鼠洞。 老学校后面是一个小院，是给老师种菜的空地，平时我们也去帮老师除除草，松松土的，或者夏天去那里捉一些蚂蚱，弄几条四脚蛇玩玩，也是很用趣味的。而老学校前面是操场，操场很宽，中间却长满了青草，有时那家的牛牛犊坚不住诱惑，就会偷偷地跑进去，摇头晃脑的吃起来。操场边上有一间土地庙，那是清塘的最神圣的东西，平时父母是不让接近的，只有过年祭祀的时候才让我们去磕头的。抛开庙不说，那时候操场就有篮球架了，操场左右两边各立着一个，因为很久没有人玩篮球，投篮的铁圈都已经生锈了。在九七年，就是我开始上学的那年，篮球架被撤掉了，也就是这年，老学校开始出早操，我们就每天绕着操场边沿跑上几圈，有时还在这赛跑呢！那时候的操场真是我们的乐园了，夏天趴在皂荚树根下乘凉，冬天就坐在石块上烤太阳，无比的惬意。 这就是老学校，我的老学校，我曾读了三年书的学校。 因为失过火等一系列的问题，老学校曾多次的装修，现在的学校已经是砖瓦房、水泥板的学校，新的篮球场也建起了，老学校彻底的换了套新衣，又继续着它的使命了。 记忆的创伤，又在这中诞生，莫名的就会想起那时时光，不能回到过去，就只能用文字来扑捉那些身影了。 6、 我常常会忆起故乡的那条河，那条赛弥河，忆起那些砾石，那些紫木，那些被冲到岸边的枯枝，还有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八年了，我离开赛弥河八年了，记忆中的它却如此清晰。 赛弥河是清塘的母亲河，横卧在清塘寨子下面，我不知道它究竟流淌了多少年。赛弥河宽约二三十米，深却只有两米多些，看着有些不像河，只是河流淌得湍急些，有些凶险，不敢横渡过去。赛弥河在清塘下流过是成十八弯、九连环的景象，因为其源头在一个叫“龙洞”的地方，所以便有了“青龙离家十八回头”的传说，十八弯的来历便就多了一份神秘色彩。这毕竟是传说，如何形成此等状貌我也未曾知晓，总之它的形成已是多年了。祖祖辈辈在这赛弥河上生活了一代又一代，有清塘的大白岩作证，有河对岸的鹰窝山见证，他们用这母亲河的乳汁，浇灌了秋家坝的沃野。 赛弥河的下游两岸是一片茫茫的稻田，而上游则是崎岖的山地，或是荒林，或是陡峭的悬崖，从清塘到对面的楠木算村，必须经过河这边的荒林，从一道老得要掉牙的链子桥过去，再到对面的玉米地，找小路上去。祖辈为了抄近路，所以就弄了这道链子桥通行。链子桥，白说就是八条铁链子构成的，八条链子系在对面河岸的陡崖上，下面四条，上面左右各两条，下面用些木板铺着（有些像长征时的泸定桥），走上去摇摇晃晃，让人极其的恐惧。不过，清塘人民是勇敢的，为了生活，为了和外寨人民的交流，在这留下了许多足迹，换新了无数的木板。 在这里，赛弥河有诗人吟不完的惊险，有作家写不尽的传说，有画家画不完的绚丽，有孩童享不尽的乐趣。可以说赛弥河是多么的美丽绚烂，但如此之河却让我多了一道伤，一道七月的伤，一道赛弥河的伤。 七月是一个善变的季节，有时闷热的鸣蝉放肆地吼叫，有时却淫雨霏霏，一下就是十多天。八年前的七月二十二这天，是这场雨下停的一天，也是我记忆重伤的一天。这天，我和我哥把成群的牛羊驱进秋家坝放牧，顺便看看我家的玉米的长势，为了防止羊羔偷袭人家的玉米，我和我哥商量好，由我在河这边玉米地放牧，而他则和另一个一起放牧的过桥去看玉米。他们为了抄近路，也就从链子桥过去了，因为下的雨水过多，木板上都积滑了青苔，同村的那个不小心一滑就从链子桥上掉下去了。我哥看到他在河里挣扎，又知道他不会游泳，他便也毫不犹豫的跳了下去。我哥把他快要拉到岸边时，脚突然抽筋了，被后面袭来的洪水冲走了，而那个同伴则抓住了浅岸的一块石头被救了。等我们找到我哥的时候，他漂浮在坝上，已经没有气息了，惨白的脸庞凝聚着夜月的凄凉，嘴角却带着一丝微笑，他不后悔他的这个举动？不后悔和赛弥河亲近？这我也不得而知，总之他就那样走了，带着微笑永远的走了。 美丽的赛弥河突然在心头划了一道伤，一道七月的伤，一道撕心裂肺的伤，我气愤不过，把赛弥河附近的田地转让给了别人，从此离开了赛弥河。我打算把它忘记，但岁月流逝，伤痕却永留，心里时时作痛，乃寄文来抒怀。
莫言简介：
莫言（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年8月，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个人经历：
年2月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
年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年开始创作生涯，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年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年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年《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强。
年《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
年《檀香刑》获第1届鼎钧双年文学奖。
年再次失手于茅盾文学奖。《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年出版第一部章回小说《生死疲劳》获颂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年12月15日，重磅发布，莫言以十年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0位，引发广泛白癜风患者吃什么小孩白癜风能除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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