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一禾小说集《玩磁铁的男孩》出版
日前，渭南市青年作家一禾的短篇小说集《玩磁铁的男孩》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共二十三万字，收集作者近几年来创作的三十五篇短篇小说。小说主要选材于渭北农村，塑造了近百个人物形象。描写乡村小人物的生存状况；记录农村青年的奋斗史；反映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农民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探讨人对文化、对生死、对世界的认识。集中展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关中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革。
作者简介：
一禾，原名张伟，男，生于一九七六年，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学语文教师，渭南市作协会员，临渭区作协理事。曾在《中国作家网》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十余篇，在《文學陕軍》发表《灵魂附体》《好好说》《五婶的小年》《东子》等短篇小说。作品常见于《渭南日报》《华山文学》《西岳》《三贤文苑》等报刊杂志。
评论摘录：
任葆华（渭南师院教授）：一禾小说反复写到一个叫“杨家井”的地方。“杨家井”是他记忆的原点，也是他写作的根据地。生活在杨家井里的人，是一群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没有人代言，他们会永远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一禾的每一篇小说写作，都是朝向这个根据地的一次精神扎根。一禾有宏大的美学抱负，他立志写好一个地方、一种人群，一种生活，决心用文字建构自己的小说世界——“杨家井”。
田岸（渭南市作协顾问）：一禾的小说语言明快、简洁、灵动，把书面汉语和方言的对接，有意识地创造文学语言的张力。叙述语言多采用典范的汉语书面语言，词汇丰富细腻，极显其“雅”；人物的对话则尽量选用生动活泼的方言词语以凸现人物的地域色彩和人文特征，又极显其“俗”。
李险峰（渭南师院教授）：一禾小说的语言很有审美张力，在对小说结构的处理上，他也有着清醒的艺术自觉。他不大喜欢运用线性结构，而善于运用套嵌结构，就像“俄罗斯套娃”那样，取下一个，还有一个，再取下一个，又出现一个，这样就使小说的情节更为曲折，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
关中牛（渭南市作协副主席）：我欣赏一禾的作品，并不是他创作的每篇小说都十分成熟。更多的因素是基于他的思维宽阔，文字老道，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具有成为一个时代歌者的天赋。而且，他的作品学习外来叙事方式的路子很正，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至少在坚持文学民族性的创作态度上，很合我的口味。
《玩磁铁的男孩》后记
一禾
从乡村走出来，在城里生活了十几年，常有一种无根浮萍般的漂泊感。回一趟乡村，这种莫名的不安就会自然消逝。
前几年回农村，竟然在半夜时分看到了铁红色的天空。那是月末，本该是最黑暗的夜晚，但到处是亮光。近处，村子里的路灯很亮；远处，城市上空像蒙了个发光的罩子；再远处，塬坡上的灯光星星点点。我记得小时候没有星月的夜晚是漆黑的。在那样的黑夜里，我会产生莫名的恐惧，也生出了敬畏之心，因为我不知道黑夜的深处还藏有什么。现在很难再见到那样的黑夜，即使在秦岭深处的农家里，也会看到忽明忽暗的灯火，听到路上过往汽车的引擎声。而这些，时刻提醒着我处在现实世界，精神空间正被这些代表现代元素的灯光、声音所侵占。何止是这些，还有网络、手机，我们在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时，也一直在失去着许多东西，物质的富足反而更容易让人精神空虚。有人说，“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精神滑坡、道德缺失的时代。”现实或许没有这么夸张，但这句话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这个时代的特点。当看到铁红色的夜空时，我知道，曾经生活过的村庄，正慢慢离我远去。我想用文字记录它的过往，追寻它的身影。
阅读，是让我产生写作冲动的另一个原因。上学期间，适逢陕军东征，被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的作品所吸引，以后凡他们出新书我都会看。工作以后，又看了获得茅盾文学奖和各省作协主席的作品，譬如田中禾的《十七岁》、李佩甫的《羊的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真正动笔写小说以后，先后读了鲁迅、莫言、阎连科、马尔克斯、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中外作家的作品。除了看小说，还读一些哲学和文学理论书籍。读着读着，常常会陷入孤独、恐慌、彷徨、兴奋、甜蜜、癫狂……在写作过程中，这些情绪渗透到文字里，文字就有了呼吸，有了生机，有了让读者感同身受的可能。
这本短篇集中所选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农村，写过去农村的人和事，写快要消失的民俗风情，写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变化，写农村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磨难的隐忍与抗争，对生和死的态度。小说素材有的直接来自现实生活，有的则是从新闻事件或第三者叙述间接选取，但大多数源于少年时期农村生活的记忆。
我生活过的村庄很普通，关于村子的来历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听老人讲，当年一户杨姓的人家流落到这里，看到土地平阔，沃野可耕，于是安下家，一代代繁衍生息，渐渐发展成了耕地五千余亩、人口两千多的大村落。
小时候，村东头有一个涝池，西头也有一个涝池。下雨时，雨水顺着村道流到两个涝池里。天旱时，村道的路又白又硬，像爷爷的桑木扁担，挑着东西两池碧水。
村子北边一条大渠横贯东西，斗渠和毛渠像粗细不一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田地间。大渠旁边有斗房，四面土墙，满院子的南瓜蔓上开满黄色的花。斗房里住着一个护渠的老头，大个子，眼珠黑亮，圆脸上经常挂着自若的笑。我吃过老头蒸的南瓜，一角一角，颜色黄亮，拿起来烫手，呼呼地吹着，吃一口极甜。大渠每年都会淹死人的，有下水被淹死的孩子，还有偷水浇地跌下去再没上来的大人。我对大渠也是心怀畏惧的，因为有一次差点丢了性命的经历。天热，大孩子在渠里游泳。我看着平缓的水面，心头涌上一股豪气，噗通一下也跳进渠里。渠水的流速远比水面上看起来的快得多，我被冲得失去平衡。眼看着着就要被淹没的时候，先前下渠的大孩子如鳗鱼一样游过来，拖着我靠到渠边，最后被护渠的老头救上了岸。
村子西边是一条排碱沟，沟底常年有水。水里有绿泱泱的芋子，最底层泥沿长着灰蓨、人菡，上面的沟坡上多是狼尾巴、猫娃草，沟沿上是低矮的索索草。草丛里经常有癞蛤蟆，又叫疥兜子，老的有柱子头大小，满身黄豆大的疙瘩，眼睛珠子也是黄的，斜着瞪人，好像久经世事的精怪。它慢慢悠悠爬走，待过的地方草被压平了，留下粘糊糊的东西。排碱沟上隔一段就有一个桥，一共四座。我们经常去第三座桥下抓鱼，或者到第四座桥边深水处游泳。沟里偶尔会钻出一条绿身红头的草蛇，大家拿土块石块砸花蛇，可怜的花蛇被砸得奄奄一息。有人还不罢休，又对它施以酷刑——剥皮、掏蛋，被剥得精光的蛇身子在地上扭动着。我心里不免担心，大人们说过，蛇是神变的，见了要叫爷呢，打蛇会不会惹怒了神呢。
记忆中还有农村人对生活、对死亡的态度。村里一个妇女仅仅因为麦子欠收上吊死了，女人死了不久，男人又娶了一个，娶来的女人在馍里拌农药给前房的孩子吃。发生这样要命的事，男人只是说了句“你走吧，咱过不成了”，直接换掉门锁不再让女人进门了。附近的村子以前出过几个恶人，他们看见哪个村子有长得好看的女子，晚上拉到麦秸堆后面糟蹋了。女子不敢给家人说，即使说了，家人也不敢声张，悄悄把女子远远地嫁了。如果事情张扬出去，女子只剩下跳渠勒脖子喝农药了。对女人和女人的家人来说，保住名声远比讨回公道重要得多。
村里许多年轻人，不甘心走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路。他们在农村搞养殖，种经济作物，经营收割机，但往往是“贩猪的时候羊贵了，贩羊的时候猪贵了”。好多人欠下一屁股债南下打工，有的带着妻儿进城做了小买卖，还有些被骗进传销组织，陷得更深。但不管在生活中遭遇什么样的挫折，他们都顽强地生活着，不停地奋斗着。
这些画面时不时从脑海中跳跃出来，笔就停不下了。
小说中虚构了“杨家井”这个村庄，但写的不完全是我生活过的村子，它是关中平原上众多村庄的缩影。小说中的人物也不是村子中某个特定的人，他们像杨树、桐树、槐树、臭椿这些关中平原上最常见的树一样生长在各个村落。任葆华教授说：“一禾用文字建构自己的小说世界——杨家井，生活在杨家井的人，是一群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没有人代言，会永远处于失语的状态。”我不奢望把杨家井勾画成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但它已经成为我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思想是自由的，脚步没有边界。这里有最热烈的阳光、最漆黑的夜晚和最富有诗意的星月雨雾。
在小说集《玩磁铁的男孩》出版之际，感谢李禾、李康美、路树军、王旺山、徐红林以及作协各位老师的指导，感谢田岸、关中牛、严安政、任葆华、李险峰、魏宝宝、邢福和、王晓飞、刘世龙、邱西藏等老师的专题评论，感谢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李玫、谢天、王超群的辛劳付出，感谢《文学陝軍》《西岳》《华山文学》《三贤文苑》《蝶语兰心》刊发其中的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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