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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诺奖之后还在写作，因为对小说病态

莫言

莫言：诺奖之后还在写作

因为对小说“病态”般的热爱

中国艺术报记者何瑞涓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五年之后，莫言又要发表小说了，不仅有小说，还有剧本《锦衣》和诗歌《七星曜我》。

这些小说，是他在老家山东高密完成的。在8月23日北京图博会上，莫言先后参加了两场活动，“故事沟通世界：莫言对话30国汉学家”“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莫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紧锣密鼓。

会上，几乎与他的新作即将发表的消息同时，他自己也宣布：我在故乡山东高密写了一批短篇小说，最长的一篇不超过一万字，大概都在五六千字以内，估计大家很快就会在《人民文学》《收获》上看到，这也是我最近五年来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发表作品。

莫言在北京图博会

谈最新创作：

“写作过程中的自我满足

是其他任何荣誉都无法替代的”

五年“蛰伏”，莫言是有压力的。他坦言，不管怎么说，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读者对你的期望是很高的，希望你在获奖之后还能写出好的作品，甚至更好的作品，这对作家本身就形成一种压力，“我怎么能够保证我现在写的小说比以前的作品更好呢？这很难把握。”他也一直在创作，手边还有一些写完正在修改的作品。过去莫言觉得写得差不多了就拿出去了，现在他要反复地打磨，修改一次再修改一次，放一放再放一放，希望尽量减少一点瑕疵，起码自己比较满意了才拿出去。

来图博会前一天，他还在故乡高密，那里下了一天的雨。高密离北京大约公里，二十多年前莫言回一趟故乡要花十几个小时，而现在中国交通越来越便利，火车提速，只需要三四个小时就到了。莫言说，仅从高铁这样一个社会发展中的亮点来看，就会发现最近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们作家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者，毫无疑问受到快速发展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

莫言

莫言感叹，重新拿起笔写小说，感觉有很多新的想法，因为生活的变化、人的变化，过去他的作品中描写的很多人物形象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一批具有时代感的年轻人形象在社会各个领域开始登场，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多样的创作资源。

“我希望能够写出比我过去的小说在艺术上更加完美的小说。”他说，他一遍遍打磨作品，不是为了满足读者，而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出自对小说艺术追求完美的一种愿望。为什么获得诺奖，有压力却依旧要继续写作？“这是因为对小说艺术的追求，和一种病态般的热爱。写作过程中的自我满足是其他任何荣誉都无法替代的。”

莫言

谈创作经验：

“作者有时故意和常识作对，

带着儿童的执拗和恶作剧的心情”

莫言讲过很多故事，这些故事从哪里来？生活是创作不竭的源泉。莫言回忆自己最早的小说创作，用了大量的个人经历作为素材，“我的早期作品里能找到一个小男孩，那是我，或者有我的影子”。渐渐地，听到的故事、报纸上的文章、观察到的现象等，也都成为素材，有时候一个很小的细节就会激发作家创作出一部很大的作品，“作家要不断开拓自己的生活疆域，以包容的眼光看待社会中的各种人和事”。

莫言小说中曾写到“绿狗”，生活中有黑狗白狗花狗黄狗，怎么会有绿色的狗呢？这令人疑惑。莫言介绍，绿狗出自《红高粱家族》其中的一个故事，写战乱后一条狗无家可归，变成野狗。生活中确实没有绿狗，但莫言之前看过中国传统戏曲《锁麟囊》，里边有一个小男孩跟妈妈撒娇要绿马，他妈妈说有黑马白马但是没有绿马呀，小男孩说我就要绿马，他妈妈就给他剪了一匹绿马。莫言说，写绿色的狗可能是看了京剧里边的细节受到了启发，“我想作为一个作者，有时候也像一个任性的儿童，他要故意和生活常识作对，生活中没有绿狗，我偏要写一只绿狗，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对常识的挑战与冲突，加深印象。作者有时候是会带着儿童的执拗和恶作剧的心情去写作的”。

莫言

小说并不是生活的绝对翻版。《蛙》中有个人物叫“小跑”，一位以色列翻译家问莫言，其中代表了多少他个人的生活经验。莫言答，百分之十。他指出，《蛙》中的重要人物是姑姑医生，即便是这样一个有现实生活原型的人物，到小说中也发生了变化。“小说与作家本人生活的关系实际上是很微妙的，他可能受某一个生活场景的启发，但在写作过程中，还是要千方百计地尽量避免和生活中的真人发生重合。”起初莫言给小说中人物取名时，会和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名字谐音，比如姓王改姓汪，加一个三点水，这样的改动还是挡不住人家对号入座，后来改动就大起来，姓王改姓马，或者起外国名字，叫摩西，叫约翰。

有人问莫言是否觉得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了？“一个人一生经历很多，任何一个作家都不会说自己已经说完了自己想说的。”莫言这样回答。比如生活中不喜欢一个人，小说中不会写出来，但会把这个人的某些特点融合到小说人物身上去，“想说的说了一部分，一部分没有说，一部分将来说，一部分永远不会说”。有一年去台湾讲学，星云法师送莫言一幅字，上书“莫言说尽”，很有禅意，莫言说，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还没有说尽要继续说，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成说的时候注意不要说尽了。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中国作家莫言（中）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新华社记者武巍摄

有趣的是，秘鲁一位女记者问莫言，你觉得爱或者爱情是什么？莫言给出一个机智风趣的答案，指出这是几千年来人类面对的一个问题，很难回答，广义上的爱可以讲爱宇宙，爱自然，爱所有的人，狭义上讲就是男女之爱。莫言之前去过秘鲁，那里盛产土豆，他说：“我爱吃土豆，所以要说什么是莫言的爱？土豆！”

莫言

谈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写作的时候，最好忘掉读者，

过多地考虑去适应读者的口味，

会无所适从”

无论是莫言对话30国汉学家，还是莫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几乎都变成了莫言的“粉丝见面会”，30国汉学家，大多是莫言作品的翻译者、研究者，表达着兴奋与景仰。莫言的作品已经有40余种语言的译本。五年前莫言获得诺奖时，也曾有一些小争议，认为莫言作品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外国读者。活动现场，也有外国翻译家问莫言，获得诺奖以后，越来越多外国读者更加喜欢他的作品，写作会不会考虑外国读者？

“写作的时候，最好忘掉读者。”莫言认为，这并不是说对读者轻视或者瞧不起，而是因为读者成千上万，每位读者心目中的好小说截然不同，一个作家如果在写作的时候过多地考虑去适应读者的口味，那么他会无所适从。而他作为一个从80年代开始写作的中国作家，不会去考虑读者，即便考虑读者也首先会考虑中国读者。

莫言

顾彬是德国著名汉学家，在他看来，莫言最好的作品是《透明的红萝卜》，此后写得越来越长，也越来越“保守”。对此，莫言表示，年随中国作家团访问德国时已经认识顾彬，“他对我的小说的批评我一直很尊重，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发表他对作品的评价与看法，批评家也可以发表对作家作品的独到见解。”关于《透明的红萝卜》，一些中国评论家持与顾彬相似的观点，比如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就曾说莫言最好的小说是《透明的红萝卜》，莫言读解放军艺术学院时的一位老师也这样说过。莫言说，《透明的红萝卜》是中篇小说，应该算是成名作，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作家在没有掌握太多写作技巧的情况下一种朴素的感性的直观的写作，因而具有了一些不可替代的质感或者美感。

至于他的小说为什么越写越长？莫言认为，一方面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感觉到短篇已经不能满足他叙述的强烈愿望，故事很宏大，涉及的人物很多，如果只写两三万或五六万字，话还没讲完就要结束，他希望能够把故事讲得充分，讲得圆满，让每个人物在小说的容量里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所以越写越长。当然也有一些真正的高手作家可以用很短的篇幅表现一个庞大的故事，表现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表现众多的人物，这样的作家应该有，但这样的小说看到的比较少。“小说对作家来讲是一种物质性的能量，它的长度实际上也是它的能量，长度太短的话不能把作家想说的话全部说完。”另一方面，中国作家好像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共识，作家写作先从短篇入手，再进一步写中篇，三万字以上到六七万之间这样一个长度，然后再写长篇，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否像顾彬说的一样，写长篇就是保守呢？莫言有不同看法，指出“一部小说保守与否，跟长短没有关系”。小说里的人物往往具有多义性，就像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一万个人看《红楼梦》起码能有五千种不同的看法，对于贾宝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有人说贾宝玉是时代的觉醒者，也有人说他只是表面上离经叛道，骨子里实际上也保守。“关于一部小说，关于一个作家，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你这样说我那样说，作为作家应该认真聆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当然也不是说要完全接受，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咱们可以探讨，也许我能说服你部分改变你的看法，也许你的坚持能让我部分赞同你的看法，这是非常好、非常正常的文学阅读中的现象。”

莫言

活动现场，莫言也看到，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年轻人越来越多，中文表达也越发顺畅规范。汉学家的翻译直接影响着外国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有人说翻译是技术，我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不是简单地把一种语言变为另一种语言。”他举例指出，《檀香刑》中写到一种名叫“猫腔”的山东地方戏，在日文版翻译中，为让日本读者感同身受，译者吉田富夫下了一番工夫，将“猫腔”转化为日本戏曲“五七调”。莫言曾问日本读者的感受，他们说“耳边似乎始终有一种音乐在缭绕”，这样的翻译就很成功。他指出，汉学家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很多努力，提供了一座通向四面八方的立体桥梁，希望中国文学能够被世界上更多语种的读者所阅读、接受，达到一种心与心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