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到了部队里第二年，高考恢复，我们的领导以为我是高中毕业生，就给了我一次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参加高考的机会。报考的学校是解放军的工程技术学院，专业是计算机终端维修。
领导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真是百感交集，连续三天吃不下饭。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没有墨水，除了能写作文外，数理化几乎是一窍不通。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为等于五分之三，而距离高考只有半年的时间，怎么办？考还是不考？最后还是决定考。
我让家里把大哥的那些书全部寄来，开始了艰难的自学。学到来年六月，总算入了点门，感到考试不至于得零分时，领导告诉我，考试的名额没有了。这又是一个让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费了，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丑。后来我知道，那年参加考试的人，多半是一些军干子弟，他们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如果我参加了那次考试，没准也能被录取，如果被录取，我就很可能成为了一个无线电技师，而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
就在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时，大学却突然对我傲开了大门。那时我已经参加了党政干部基础课的学习，半年内很轻松地通过了四门，再有一年就可以得到大专文凭，这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
我带着已经发表的几篇作品跑到军艺时，报名工作已经结束，我的恩师、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兴奋地对当时在系里担任业务于事的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参加文化考试时，政治和语文我很有把握，没有把握的是地理，但机缘凑巧，考试时，在我面前的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还有一张中国地图，有一道题是让回答围绕着我国边境的国家，我准确无误地答了这道题，还有一道关于等高线的题我凭着直觉也答对了。这样，我就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试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
那一届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的学生，有几位已经大名鼎鼎，最有名的如济南军区的李存葆、李荃，沈阳军区的宋学武，南京军区的钱刚，都得过国家级的文学奖，其余的同学也都发表过很多作品。当时我们是白天听课，晚上写作。四个人住一间宿舍。为了互不干扰，许多宿舍里都拉起了帷慢，进去后能使人迷路。
那时天比现在冷，暖气不热，房间里可以结冰。写到半夜，饿了，就用“热得快”烧水煮方便面吃。听说方便面要涨价，一次买回八十包。深夜两点了，文学系里还是灯火通明。有人就敲着铁碗在楼道里喊：“收工了！收工了！”
我们系是干部专修班，没有几个老师，大部分的课要外请老师来讲。北大的老师、社科院的老师，凡是跟文学沾边的，几乎被我们请了一个遍，还请来了许多社会名流。
这样的方式，虽然不系统，但信息量很大，狂轰滥炸、八面来风，对迅速地改变我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请来的老师大多数都有真才实学，也有个别的妖蛾子。
譬如我们的一个女同学就把一个据说对存在主义深有研究的人请来。这人留着披肩长发，据说是男性。这伙计一进教室就蹦到讲台上坐着，开始讲存在主义。他讲了半天也没讲明白什么是存在主义，讲到后半截身体就在讲台上扭来扭去。我知道这伙计累了，坐在讲台上，毕竟不如坐在椅子上舒服，但要从桌子上跳下来又很丢面子。
我们还请来过一个据说对气功有研究的人，这人说他只要发起气功来，能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出天国的音乐。他果然就弹了一曲，但我们的一个对音乐有研究的同学说，他弹的是一首最初级的钢琴练习曲。
从军艺毕业后，过了两年，我又混进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当时是想去学点英语，学点理论，争取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但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学英语和学理论都不容易，正好赶上了学生运动，就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课了。
现在想起来，当然又很后悔，尤其是出了国门，看到那些美丽的小洋妞叽叽咕咕地讲话而我一句也听不明白时。
现在，我有正儿八经的硕士学位证书，填表时也无耻地填上研究生学历，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其实并没有真正地上过大学。真正地上大学，就应该像我的大哥那样，从小学到中学，一步步地考上去。我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毕竟还是野狐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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