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之上，人事之下
谢腾飞
莫言在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时隔五年，重出江湖，在《收获》上发表了小说三题《故乡人事》，无论是从叙事上还是小说结构上，莫言依旧保持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可以看出作家依旧以真诚的笔触来书写他的“高密东北乡”。三个短篇故事，三段关于故乡的书写，莫言像一个说书人般将他的故乡人事娓娓道来，有对他自己以往文学书写的延续，但更多的则是返璞归真式的回望。在他那丰富而又宏观的故乡与充满生命经验而又具体的人事之间，存在着作家几十年笔耕不辍所建构的文学世界，《故乡人事》中的三个短篇互相连接，有着共同的文学因子，那就是莫言对自己记忆中故土乡情里存在着的人情世故的召唤，而这种召唤的力量也在不断击打着每一个正在拥有或者拥有过故乡的人的心灵。
一、当我们在谈论故乡时，我们在谈什么?
每个人都是有故乡的，或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或是精神意义上的。如果把新文学看做一个动态整体的话，那么新文学的出现则是以“乡土文学”的书写为契机的，从五四时期的鲁迅以及文学研究会开始，到沈从文、汪曾祺，再到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寻根”思潮，“先锋”思潮直至今日的莫言、贾平凹，不难看出对乡土或者是故乡的书写一直是新文学作家们所坚持的东西，而作为乡土文学的核心意象则是今天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极为执念的“故乡”二字。故乡被无数作家书写着，纠结着，其本质则是人类的本能性所驱使，即我们对自己生活过，经验过的人与事的“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会随着人类代际的不断更新变的越来越强烈，而文学则是承载这种情绪的最佳载体，因为她充满想象力。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故乡时，其实是我们本能的怀旧情绪在驱使，我们谈论的是过去，记忆中的过去。在莫言小说《故乡人事》中，不难看出莫言在有意对自己所开创的文学世界——“高密东北乡”进行重返与超越，但这种重返与超越是在文学意义上的，是对自身文学经验的再想象。在《故乡人事》的第一篇小说《地主的眼神》中，作者首先将读者带入他的回忆式的叙述中，在对“麦收”以及采摘棉花的叙述中，有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会对这种描述感到亲切，而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又被麦收以及采摘棉花中的行为叙事所吸引，对“作文”事件的书写也起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经历过那个荒诞时代的人会感同身受，而后革命时代的读者则会觉得在虚构，毕竟因为一篇小学三年级作文而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这种事情本身就是应该被质疑的。“每年夏天，槐花开的时候，章丘县的铁匠老韩就会带着他的两个徒弟出现在我们村里。”在《左镰》中，莫言通过对铁匠在每年夏天带着徒弟来村里这一记忆行为进行叙述，莫言用一段可以称为精彩至极的铁匠师傅与学徒的打铁过程将读者带入叙事的情境中，乡村气息扑面而来。其实，上述关于乡村生活经验的书写，实则是莫言的又一次重返，作为文学的莫言也必然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高密东北乡”，值得注意的是，在《左镰》中莫言写到，“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通风，……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徊的音乐。”这段叙述其实也可以作为《故乡人事》三篇小说浑然天成的关系，“左镰”代表着故乡的物，“斗士”是莫言笔下众多坚强但又悲哀的乡民们的统称，而“地主的眼神”则是作家铭记在心的少年经验，三个故事共同构成了《故乡人事》想要呈现的故乡生活，从而作家才能在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故乡里完成自己的重返。
托马斯·沃尔夫在《一部小说的故事》说道，“我已经发现，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他;寻找到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它。”当莫言重返故乡时，是带着当初的童年甚至是少年的经验而去的，只有在文学意义上这种重返才是有价值的，故乡早已物是人非，若是仍然纠结于重返，那只能是精神上的。而此时，作者其实是启动了对故乡的超越，《左镰》中，莫言写道，“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莫言在对故乡的真诚的、执念的，带有生命体验的书写中，超越故乡的可能性便慢慢突显出来，尽管这还需要时间来作证，需要莫言接下来类似《故乡人事》的文本来推动。
二、山河依旧在，故人何处寻?
在莫言对他所建构的文学世界“高密东北乡”的书写中，依稀可以看出作家在努力刻画的人物群像，从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里的弱势个体“黑孩”，到《白狗秋千架》里想要得到一个健全孩子的“暖”，以及《天堂蒜薹之歌》里的悲剧人物“高马”，《红高粱家族》中敢爱敢恨的“余占鳌”与“戴凤莲”等等诸多人物，莫言在穿越历史的叙述中寻找着“故人”，并用故事来建构。在莫言的《会唱歌的墙》中他写到“故乡之所以会成为我创作的不竭的源泉，是因为随着我年龄、阅历的增长，会不断的重塑故乡的人物、环境等。”故乡的人正随风而逝，但作为文学的莫言则在不断的吸收他的童年经验里形成的永不枯竭的资源。诺奖之后，莫言的脚步有所放缓，读者们很好奇他接下来的书写，在新作《故乡人事》中，我们看到了莫言的寻找，老地主孙敬贤、老书记方明德、村妇于红霞、失败者武功，铁匠老韩和徒弟们、拿着左镰的田奎以及寡妇欢子，甚至还有“我父亲，我爷爷”，其中重点刻画的老地主孙敬贤则让作为叙述者的“我”纠葛万分，“我”因为在一篇作文中对老地主孙敬贤眼神的刻画而导致对方遭到更多的政治斗争压力，感到至今内疚。这里面充满着作者无法释怀的情感，也多了一丝以往作品中没有的救赎之意。作者对老去的“斗士”武功的叙述中写到“我似乎明白武功的心理，但我希望他从今往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在文本中“武功”是为数不多的还活着的“故人”之一，作者发出这种心愿则是充满着同情与理解的，但作者仍显示出对武功的难以忘却，“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不论“武功”以何种坚硬固执的姿态出现，他终究不过是一个“弱者”。《左镰》中，由于童年时的超出控制的集体恶作剧而导致的少年田奎被自己的父亲砍去右手的事情则将“我”的愧疚感推到了极致，尽管田奎的悲剧是多方因素的结果，在社会政治及历史语境中特殊因素的参与中，“我”则是不能摆脱责任的，此时，作家有对人性的揭示与反思。
从旧时代的老地主孙敬贤到新时代的农民孙来雨，表面是新旧极端的两代，但作为故乡的人也依旧经历着同样的喜悦和哀愁，孙来雨也正像他的爷爷孙敬贤般热爱着脚下的土地，不愿看到荒芜的土地上长满野草。正如他所说的“我爷爷就是地主，外号孙半顷嘛。”作者通过对历史的穿越后，又回到当下现实故乡，不难发现一切是那样的熟悉。生活背后的沉重历史，内心深处的难言秘密，甚至那眼神都是暧昧复杂、高深莫测、饱含言语的。无论主体怎样变换，莫言所构造的文学话语及“故人”永远具有时间层面上的超验性，注定是可靠并长期有效的，记忆中的故人也活在莫言的每一次叙述当中。
三、从文学莫言到现实莫言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讲故事的人》中说道“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到今天莫言的读者或者是听众多不胜数，莫言那些大部头的长篇让读者领略到“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但新近发表的三个短篇故事却让人觉得这是他讲给自己的故事，《故乡人事》读来让人感觉不太“小说”，正如青年批评家李壮所说“日常叙述的欢乐松弛摆脱了抵达或阐释的焦虑，不再被‘分量’的考量所牵引。”三篇故事以明朗清晰的姿态示人，是当下文学写作图景的启示性文本。
卡尔维诺说：“‘轻’是文学可贵的品质，不是像羽毛一样轻，而是像飞鸟一样轻。”莫言小说新作无疑是符合这种品质的。《故乡人事》的叙述流畅真切，显示出“莫言本位”式的讲述的欢乐。值得注意的是在《左镰》的开头，莫言写道“各位读者，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此处明显感觉到莫言在以一个说书人的叙述方式在讲故事，读来亲切自然，毫无做作之感。莫言开始将原汁原味的“我”呈现出来，而这些新作可看作是莫言小小的一次转身，不再始终作为文学的莫言而示人，这时，现实意味上作为写作者的莫言或许成为当下中文写作的最佳实践者。
现实的莫言也将如他在戏剧文本《锦衣》中写的那样“一朵芙蓉头上戴，锦衣不用剪刀裁。果然是个英雄汉，一唱千门万户开。”莫言小说新作就像是“锦衣”般照亮着黑漆漆的夜。在故乡之上与人事之下，存在着一个空间，那就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当然这个文学世界也寄托着作者的希望，天下太平。
谢腾飞，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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