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王干赵天成丨社会转型夹缝中的马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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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成：王干老师您好，今天我们的访谈是关于“马桥事件”的。这一事件当时闹得满城风雨。您在判决结果出来后说这是一个“冤案”，不知道您今天是否还这样看。但其实无论是您，还是韩少功、张颐武，当时都认为这是一件无聊的、很没价值的事情，而且事后看来对当事各方都造成了一定伤害。不过从旁观者的角度讲，这一事件并非毫无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从文化思潮、文学批评、文人风气、传播方式等不同角度观察九十年代文学生态的机会。进一步讲，九十年代是整个社会的转型期，文化领域是震荡最为剧烈的部分之一。大众传媒的兴起，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文化领域旧有的势力地图。对“马桥事件”的回顾，也可帮助我们一窥包括体制、市场在内的各种结构性因素的功能变化与力量消长。
近来也有一些认真的研究者，试图寻找新的角度来重新讨论“马桥事件”，并且希望从中挖掘出更多的文学史意义。但是他们在做的时候还是感觉有不少局限，主要原因是材料不够，这就造成不少判断都只能凭借猜测，或者依赖孤证和一面之词。这一事件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有些当年的内幕或许可以披露了。作为当事人，您的讲述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其中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这个事件当时在媒体的炒作下甚嚣尘上，《文艺报》甚至把它排在97年十大文艺圈风波之首，认为“马桥事件”比《马桥词典》好看。您能不能回忆一下事情的大概经过？另外，这一事件阵线拉得很长，前后大概三年的时间，但媒体的特点就是来得快去得快，所以报道主要集中在事件开端的96年末到97年初那一段时间，到了97年下半年就很少有跟进了，对后来法院判决的后续报道也非常稀少。您能不能重点讲一下与您相关的判决的结果？包括您有没有到海南去，以及从一审到二审之间的一些细节。
王干：“马桥事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冤案。这件事情最开始和我扯上关系，是96年12月《为您服务报》发了我的《看韩少功做广告》。但这篇文章其实是我95年就写好的旧文，本来是给《读书》写的，那时《马桥词典》还没有出来。
当时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韩少功在《扬子晚报》上发了一篇《致友人书简》。我当时一看就乐了，因为韩少功当时是属于现在话讲“高大上”的那种形象，从来不屑于在这种晚报上发文章的，晚报属于一种小报嘛。当时《天涯》刚刚创刊，我一看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想韩少功这是在借机给《天涯》做广告啊，就写了这篇文章。我是文本分析，分析他的文体，就是韩少功怎样用一种貌似在谈文学创作，而实际上是在做广告的这么一种文体特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这篇文章是给《读书》的，因为我知道我文章的风格、质量，大致是能跟《读书》吻合的，《读书》的编辑吴彬也一直跟我约稿子，而且《读书》此前几乎没退过我稿件。这篇文章就是为《读书》写的，我整个文章的风格、包括六千字的篇幅，都是按照《读书》的规格处理的。那时因为是汪晖当《读书》的主编，我印象是他说少功他们办刊物挺难的，就不要发这种调侃的文章了，就把我的稿子退了回来。我印象中那篇稿子在《读书》搁了很长时间，退回来以后我也一直没有给其他刊物。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邱华栋帮我安排住宿。当时《为您服务报》有一个姓杨的编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跟邱华栋一起来找我，跟我约稿子，因为当时《为您服务报》经常要发一些长的文章。我说手上正好有一篇，当时还没有email呢，我就回南京以后邮寄给他了。后来要发的时候，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王老师您这篇文章有点长，我能不能给压缩一下，做一些改动，我说可以。改了之后我也没看。这篇文章发出来的那天，我正好在北京，尅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的研讨会，还在报摊上看到这篇文章了，也没仔细看。直到后来听说要打官司了，我才把报纸上的文章重新拿出仔细看，才发现编辑加进了关于《马桥词典》的论述。这篇文章只要说到关于《马桥词典》的，都是编辑加的，没有一句话是我的。你读的时候能感觉到这部分是硬插进去的，跟整个文章是不和谐的。我后来把这篇文章的原稿收入到我年的评论集《灌水时代》里面，题目叫《广告》，你可以找来对比一下。所以根本就没有后来说的“联合杀马”的情况。我的文章是早就写好的，是编辑把它和张颐武的文章放在一起，当然这里面有版面语言了，可能是为了配合版面做的，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即使这样，我认为这篇文章虽然编辑的“编辑”做的有些过分，也够不上打官司啊。当时很有趣的是，《羊城晚报》把这件事的报道放在娱乐版，这个事逐渐被娱乐化了，变成娱乐事件了。我起初还怀疑是韩少功或者是出版社要炒作这本书，后来发现是玩儿真的，真要打官司。我当时也没向媒体公布《为您服务报》篡改我的内容，因为这样可能对那个编辑不好吧。另外一个，我认为即使是编辑改的那些话，也不足以构成侵犯名誉权这项。所以我说我很冤。年底，我在肇庆开当代文学年会时，谢有顺还在《南方都市报》当记者，听我讲了这件事之后，就用“王干比窦娥还冤”作标题，发了我一千字的短文，陈述我被冤的情况，遗憾的是，那么大的标题，那么大的照片，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当时好像是媒体打电话问我，我才听说要打官司的事。当时我感到很可笑，但是一点儿都不慌张，就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我说这个有什么打官司的必要，可能吗？而且我这篇文章也不可能侵犯名誉权啊。我才又把这篇文章找出来看，发现有编辑加的那些话。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好打官司的呢？后来打官司也很有意思，第一审我胜诉了。我估计当时海南中院还是懂点法律的。因为我原稿就说他做广告，做广告是一个合法的行为，为自己的作品、刊物做广告，都是合法的行为，无非就说他省了广告费呗。即使后来编辑加了几句话，也就是说给《马桥词典》做广告，也是个好事嘛，你觉得自己作品好，可以做广告，很多人作品不好还给自己做广告呢。所以我觉得当时海南中院的判决还是有基本的底线的。但是后来到海南高院，又把我判输了。媒体的报道也很有意思，第一审结果出来的时候就说张颐武败诉，从来也不说王干胜诉。媒体也没收任何人的好处，这么报道不客观，为啥？我长时间陷入无解的思考。第一审和第二审的开庭我都没去，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事儿嘛。后来二审判我输了，大概要赔一千三百多块钱吧。最后我也没赔，也没有执行，诉讼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
赵天成：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为您服务报》的情况？因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个报纸已经很陌生了，也没什么影响力。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它是什么类型的报纸？
王干：其实现在说的大众媒体呢，最早起来是90年代初的晚报，当时城市类的报纸刚刚兴起。南京有个《服务导报》，创办人黄铁男也是一个文学中人。《服务导报》那一段时间做得很好，在南京很有影响，当然现在也烟消云散了。《为您服务报》的主办方我不太清楚，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受了南京的《服务导报》的影响，但它跟《服务导报》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在北京也是比较有影响的。后来可能因为经营不善，可能是资金的原因，没有在北京站得住脚。当初它是一个服务类报纸，胆子也比较大。他们刚开始还是很有想法的，文艺味儿比较重吧。总编辑姓陈，好像是画漫画的，跟王朔、马未都他们都比较熟，他办报有些想法，当时想做份有点文化含量的报纸，有点像今天的《新京报》的路子，当然可能没有《新京报》这么有经验、有资本、有人才。后来也就经营不下去了，是不是变成了其他报纸，也不清楚。
赵天成：他们经常会发这种相对来说专业性比较强的稿子吗？
王干：他们经常发一些对文学界、文化界、艺术界大胆议论的文章，也是希望吸引大众眼球吧。好像“批”了不少名人，并没有引起什么官司和纠纷，马桥诉讼让他们也陷入被动。这个报纸大概也是90年代初期创办的。
赵天成：94年。
王干：对，这个报纸当时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想吸引大众眼球，所以经常发一些胆子比较大，用北京话讲叫胆儿肥的一些文章。像发我和张颐武稿子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他们是有隐含的版面语言的。至于是用张颐武的稿子配我的，还是用我的配他的，这个前后我就不清楚了。也可能是先有我的稿子，他们觉得没有新闻性，那就再约一个更有时效性的文章，因为那时《马桥词典》刚出来。这个是我的猜测，可能要找张颐武或者编辑去核实这个事情，编辑好像是他的学生。
赵天成：这篇文章发了之后有大量的媒体跟进，除了《文艺报》、《中华读书报》这种专业性报纸之外，还有很多像《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文汇报》这种以及各种小报、文摘报，它们把这件事情的影响迅速扩大到文学圈子之外。刚才您也提到了，《羊城晚报》把相关文章发在“娱乐世界”版上，包括后来中央电视台也有报道，让这件事逐渐衍生成大众性的、娱乐性的文化事件。而且最后六个被告之中有三个是媒体。您怎么评价媒体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怎样评价这一事件中，作家、批评家、媒体的关系问题？
王干：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现在看来，“马桥事件”呢，无论是韩少功、张颐武还是我，其实都是被媒体利用、陷害的受害人。首先一点，“马桥事件”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被媒体构陷的。最早的发端是《文汇报》当时的一个记者叫谢海阳，他写的那篇《马桥词典抄袭了吗？》，这是“马桥诉讼”的导火线。因为本来张颐武的文章，包括我的文章，都是说《马桥词典》不是一个创新之作，是“模仿”，或者张颐武用的词是“全盘照搬”，都没有涉及到一个敏感词——“抄袭”。“抄袭”确实是一个侵犯名誉权的事情，当时海南的作协主席叶蔚林就是因为抄袭被媒体披露之后，在文坛身败名裂的。谢海阳当时刚从《文学报》调到《文汇报》，他原来是《文学报》的记者，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原因要调到《文汇报》去。按道理说谢海阳在《文学报》工作那么长时间，也是我朋友，我认识他多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这么一个玩噱头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叫“标题党”的文章。但是呢，这个“标题党”就误导了所有的媒体，而且似乎所有的媒体也愿意被误导。当时很多文摘报迅速转发，一下就使韩少功变成了一个剽窃者，《马桥词典》变成了一个抄袭之作。媒体在这之中确实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事情首先是从谢海阳的“标题党”文章引发的，谢海阳已经篡改了张颐武和我的意图。后来文摘报在转发的时候，又第二度篡改我们的意图。再到后来媒体再做文章的时候，又第三度篡改。这样就离张颐武和我的初衷已经相距甚远了。尤其是我，我的文章里面根本就没有诽谤，也没有人身攻击，只不过是说他做了一个广告。到了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都是被媒体裹挟，而且都不能自拔，我们想自拔也不得。而且你发现没有？被告里面有三家媒体，一个是《为您服务报》，还有一个《劳动报》，一个《书刊文摘导报》，但是我觉得韩少功还是有点问题，他最应该告《文汇报》，应该告谢海阳。因为如果没有《文汇报》和谢海阳的“标题党”和断章取义，就不会有后来《劳动报》和《书刊文摘导报》进一步的报道。我实事求是讲，后来我看文摘类的那种报纸，确实感觉它们是侵犯了韩少功的名誉权。但是这个不是我跟张颐武造成的，是媒体做出来的，而且媒体还不是一家媒体，而是从《为您服务报》到《文汇报》然后再到那种文摘类的小报的一个链条，实际上是它们虚构了一个韩少功抄袭的事件。那段时间我确实跟媒体打交道比较多，从《为您服务报》一直到后来也和很多媒体打过交道。当时我就感觉，媒体控制话语霸权啊，有时就像法西斯一样，就是你没说的它可以加上，你说了的它也可以给你断章取义。最近汪晖写了一篇文章叫《“反媒体”的媒体人》，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记得当时《中华读书报》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我是六千字的文章，他们只摘了三百字，而且这三百字基本上是《为您服务报》的编辑给加进去的。但是很多人都是从《中华读书报》上看的这篇文章，他们就都觉得我的观点很武断而且很粗暴，从一个评论家的角度讲，是没讲逻辑、没讲道理。陆文夫后来还问我，说你怎么三百字就能说人家模仿，我说这不是我原来的文章。所以整个事情，的确是媒体把我们三个人放到火上烤。而且当时很多的作家、评论家也被媒体利用了。因为没人认真看《马桥词典》，没人认真看张颐武的文章，也没人认真看我的文章，他们只看了媒体的错误报道。包括后来很多作家签名上书作协，其实他们也是受媒体裹挟，也不知道真相在哪里。也就是说媒体制造了一个假象，但是很多人都把他当作真相，所以很多人义愤填膺地签名，觉得我们侵犯了韩少功的名誉权，要求我们给个说法。然后另外一些媒体呢，又在当中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把这件事彻底地变成了娱乐的事件。因为刚才讲的从《为您服务报》到《文汇报》到文摘报的媒体链条，为这个事件造了一个假象，而这个假象就造在我和张颐武头上。媒体是为了吸引眼球，用今天话讲是为了赚点击率，但是他们是断章取义，把一点点的事情无限放大，还不是放大的问题，是篡改。把张颐武的“全盘照搬”，把我的“做广告”，说成是“抄袭”，是侵犯名誉权。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事件中媒体起到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的。
再一个，我也考虑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马桥词典》当时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论。一开始我跟张颐武和他们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捧《马桥词典》的人说它是“创新”，我们有点微词。因为我看到所有的评论里面，基本上都是从形式上的创新来肯定它的。我那时就觉得有《哈扎尔辞典》啊，它不能算创新啊。但这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个文学观念的问题，就是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文学的观念、或者说文学批评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在判断文学作品的好坏的时候，八十年代文学有一个影响甚广，而且即使不是唯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创新。黄子平有一个经典的名言嘛，“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所以这个害得很多的作家、评论家在判断一些作品的时候唯创新是举、唯创新是好、唯创新是美。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太阳底下无新事，要创造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是何等之难哪。我觉得我们当时在极端肯定或者极端否定《马桥词典》的时候，用的还是八十年代过来的评价标准，就是创新与否。其实今天看来，不创新也有价值，模仿也是有价值的，现在叫“致敬之作”。受别人影响也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学还是进步了，文学评论也在进步，就是在《马桥词典》之后，没有人再拿创新与否作为衡量一个作品的首要标准了，更不会作为唯一的标准。
但最主要的是，九十年代初大众文化尤其是媒体的兴起，我们的作家、评论家、文化人，还没有学会怎么对待媒体。我们现在如果反思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包括韩少功在内，也包括张颐武和我在内，当时都没有对待媒体的经验，都觉得媒体在采访你的时候，是站在你的立场上，是在帮你说话。但媒体其实就是要赚点击率，它是在利用你。当然反过来讲，我们当时的大众媒体，也没有对待文学、对待作家和评论家的经验。他们把作家、评论家都当成明星了，确实韩少功属于明星作家，张颐武也属于明星评论家，但问题是媒体把作家、评论家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明星。
赵天成：嗯，等同于刘晓庆了。
王干：对，等同于刘晓庆了。《羊城晚报》娱乐版的编辑何龙就是采访刘晓庆而引起大家北京治疗白癜风医院那里好北京看白癜风好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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