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莫言作品中的乡土历史与

作者何怀宏｜原载《书城》杂志，年

内容提要：莫言笔下的乡土历史分成三种：一是其亲历的历史；二是亲闻的历史；三是传闻的历史。作者写作的最大优势和最精彩部分还是集中在他亲闻和亲历的历史时段，这主要是下层人物的活的历史，是各种各样的生命鲜活淋漓，但也饱受摧残的历史。莫言抒写了乡民们如何面对那些给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的东西——战争、饥馑和激烈的政治运动。其作品鲜明地展示了普通中国人是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和灾难的，他们的主要办法是什么，根本依托是什么，以及还可以希望什么，等等，从而不仅展示出一种深深植于传统的、顽强生存的国民性，也展现出一种希冀精彩人生和丰富感情的普遍人性。而这种对苦难和奋斗的回忆如能成为民族的稳固记忆，也将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它将为人们开创富足且有尊严的生活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莫言最好的小说是从他的乡土中生长出来的。他年轻时曾极力要逃离这乡土，后来又回到这乡土，发现这块故土才是他真正的文学资源宝库，也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没有起初的逃离，恐怕也是不行，他离开了故土，来到了京城，在那里开阔了眼界，并写作成名。当世界也见过了，生计也早已无忧了，他回来可以安静地写作了。过去他稀罕的现在不稀罕了，而过去他弃之如敝屣的东西现在却变得十分宝贵了。目睹旧时熟悉的景物，感怀早年认识的人物和世事的变迁，又在想象的磨坊中不断磨碾、分化和重组，于是他的创作有了不竭的源泉。

莫言曾经在斯坦福大学的讲演“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中谈道：当他年少时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劳作时，他对那块土地一度充满了“刻骨的仇恨”。说“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说他当时“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但仅仅两年后，当他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时，他的心情竟是那样地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满头麦芒、眼睛红肿的母亲艰难地挪动着小脚从打麦场上迎着我走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

如果说离乡两年后他已经从恨变成爱恨交加，十多年后他作为一个名作家回到故乡，并在那里居住写作的时候，他对故乡的感情大概就主要是爱了，他就像是要重新“长”在那里了。他说他是个二十岁才离了“高密东北乡”——这是他一九八四年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里第一次给故乡打出的旗号——的“土包子”，无论如何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说自己的小说也只能是“地瓜小说”，或者说是高粱地里的小说。这时他强烈地感觉到，“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居闹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灵魂寄托在对故乡的回忆里”。“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回到了故乡我如鱼得水，离开了故乡我举步艰难。”

在这之后，他主要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他的故乡写成的。尤其是一九九五年春天他开始“醒着用手写，睡着用梦写”，三个月全身心投入完成的《丰乳肥臀》，可以说是一部史诗杰作，是一部生命的悲歌，同时也是生命的颂歌。他自己也是一个道地的农人作家，像一个极其勤勉的农人专注于耕耘一样专心致志于写作。他会酝酿很久，但却集中在很短的时间里，高强度地将一部作品完成。五十多万字的《丰乳肥臀》用了九十天即完成初稿，而四十多万字的《生死疲劳》只用了四十三天就杀青。

他是一个道地的作家、单纯的作家，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且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的确，他也会保护自己，但你怎么能苛责一个将自己保护起来以便专心致志做自己的事情的作家呢？尽管他在创造方法上学了世界的玄幻，但其反映的内容还是非常现实的，就是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善于保守自己专业和家业的农民，这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而除了勤劳和谨慎，他还有叙述和想象的天才，他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天才。他的文学作品以外的讲演、访谈、时论也常常是精彩的，但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还是他的小说。他的时论，他对有些人物和事件的解释，甚至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也会有含混的时候，但他的小说是清明的——即便从思想的意义上说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描写乡土的作家，他和其他一些也常常描写乡土的作家如贾平凹、曹乃谦等还不同。贾平凹没有明显的逃离和明显的回归，他更多的还像是待在老家的一种“城乡结合部”，既写都市也写乡村；曹乃谦的文学风格自然是更朴素写实或更“土得掉渣”，但也没有一种明显的“走出”来重新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乡土。他们也都没有通过自己极其大量的、也是高质量的作品，来精心营造一个类似“高密东北乡”这样的旗帜般的乡土。而那些写乡村的“知青文学”作品，尽管有一种看待乡村的新的视野，但它们的根并不扎在这乡土，作者们的童年和少年的生命体验并不属于这乡土。而莫言成年才离开乡土，又去了思想文化最活跃的首都，后来还多次到欧美。他也形成了一块特定乡土的自觉和执著的意识。这并不是要评论以上作家作品的优劣，而是要说明莫言乡土文学的特别之点。的确，他是再次回到了他曾经那样想极力逃离的故土，发现这才是他文学的宝库和灵感的故乡。这和他始终不出故乡是不一样的，他如果始终在乡下，也就是个“管谟业”，他出去再回来，才成了今天的“莫言”。今天来看，他的逃离或正是为了回归，而他的回归也必须先逃离。

于是，我们可以说，莫言的作品中凝结了深厚的乡土，而这乡土还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这些作品——从描写二十世纪初晚清中国的《檀香刑》一直到延伸至二十一世纪以来现实生活的《蛙》等许多作品——从北中国一块乡土的角度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动荡中国的历史，因为这一个世纪中国的变化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变化深刻地动到了底层。从这一底层来看这一世变，也就更能看清这一世变的深度和广度。莫言的写作不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也有一种自我理解乃至执著的历史意识。他说，通过对“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的描写，“我表达了我的历史观念”。“这是打上了我的个性烙印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但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才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我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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