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从我的高密东北乡出发语录集锦
9月18日上午9时，莫言先生在西北师范大学做了题为《从我的高密东北乡出发》的报告。小编现整理出了经典语录，快来围观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莫言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1我们一直说热爱故乡，但也没有一个人敢公开的仇恨故乡。我这样一个年纪的人，一步一步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对故乡的感情确实是矛盾的。我在农村时，很仇恨它，想离开它，觉得太贫穷太落后，一天到晚辛勤的汗水洒到地上，但土地回报给我们的很少，总是吃不饱。所以千方百计地想逃离故乡。那时农村和城市是天壤之别，农村的姑娘想嫁到城市，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想逃离农村。
2所以那个时候的农村青年，就千方百计的要逃离故乡，而逃离故乡也没有别的途径，要不然就是当兵，报名参军离开故乡。在部队里面好好表现，入党、升职军官。我觉得当时从我们地方出去到部队当兵的人，他们就会很感慨的长叹一声：“唉，我终于跟红薯庄稼离婚了”。现在老家一年天，大概起码天甚至天是靠吃红薯生存的。升了军官他就可以不回来，他就可以吃白面了，可以吃馒头吃大米，跟红薯离婚。
3因为我的故乡这个时候已经是我文学的归宿，是我面临需要深入地开掘最丰富的这种财富，所以产生了爱故乡又恨故乡，恋故乡又厌故乡。想离开故乡，又想回去，回去了又想离开，这么一种非常矛盾的状况。所以在《红高粱》里面非常直白的强烈的狂妄的表现出来，现在再让我写，我肯定不会这样写，我写我的故乡太可爱了。
4所以说上世纪80年代，是我们现在怀念的一个年代。当时的我们，并没有感觉到那是一个多么好的时代，尤其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艺术创新、创造的黄金时代。而且我们当时也感到受到了很多的压抑，我们这一批年轻作家的创作，我们写的素材，我们的写作方法，实际上为很多当时尊崇明净的老作家所不齿。也提出了这种强烈的批评。感觉我们在胡闹。就像现在我们一样。我们也成了老作家，我们面对90后、80后的创新，他们的大胆地试验，我们也持怀疑态度，这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5所以越是这样，越是在这种时候受到批评，越是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这个确实要研究一下，逆反心理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作为，你这样写我偏不这样写，你们普遍赞扬这一种写法，我偏要和你们唱反调。你说人的黑的皮肤是美丽的，我偏不，白色的皮肤是最美丽的。所以我想，现在来重新回想一下《红高粱》，那是年轻人向传统文学挑战的一种写法，充满了逆反的恶作剧的一些细节。
6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红高粱》里面语言的大胆试验。这个试验到底是成功还是不成功，现在也很难判断。我记得当时就有人批评我说莫言在《红高粱》里讲，他的爷爷在里面放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响屁。所以这种修辞方法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我们说一个惊天动地的响雷，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你却说你爷爷一个惊天动地的响屁，而且屁是带颜色的。放了淡蓝色的臭屁。耳朵可以听到颜色，眼睛可以看到声音，这都是诗歌创作中通感的应用，在小说当中作为一种借鉴。
7实际上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我觉得也是一个辩证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如果没有作家的话，批评家也没饭吃；如果没有批评家的话，我们作家就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尽管有质感，但是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尤其是当你潜意识下完成一些东西，人家的分析，自己可能都感觉不到。所以，创作和批评永远是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我们还是希望批评家多思索，但是作家在批评家思索的基础上也要更多地去反思，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有进步。
8在很多场合我们希望读者们在读《蛙》的时候，应该回归到文学的根本上来，看一看《蛙》里面姑姑这个形象的复杂性，她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外国的作家没写出这样的人物，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一段历史，他们没有被放逐到这样一种矛盾中去，所以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这几十年的社会变革和动荡进步及发展这样一种过程当中，才使我们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历这样一个惊涛骇浪的锤炼，才能使人性深处的“善”放出灿烂的光。
9因为一个人的积累毕竟是有限的，作家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的下一步作品真是特别地“困惑”。毫无疑问，我会努力创新、挑战自己。如果我写一个四平八稳的作品，可以继续保持我的荣誉，保持我的读者群，当然也可以写一部挑战的、冒险的作品，这可能会让很多人认为，这写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也会让一些人认为这是一次飞跃。当然我宁愿选择后者，宁愿冒一次险也要挑战自己，因为这样的挑战才是有意义的。那种四平八稳的、在自己作品上的滑行是没有意义的。
10美与善是需要节制的，节制的美才是最美的，含蓄的美才是最耐人寻味的。那我为什么要把丑和恶进行一种狂欢式的夸张式的写法呢？丑和恶本身就是人性当中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能从丑和恶当中惊喜地认识到美的可贵，或者说丑和恶是人性当中的一面镜子，它既能照出它自身，又能反衬出它的对立面。我想我的小说里面很多小人物都是不美的，从外形到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但他们灵魂深处依然有美的因素存在。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回避丑与恶的文学时代，但是我们80年代这一批作家已经认识到不应该回避对人性的剖析和彰显，我们只有把人性的丑与恶写得充分，才可以更容易看清楚人性的美，才能显出美与善的可贵。
11假如说《红高粱》这个小说是我的女儿，电影就是我的外孙女，隔一代，里边有别人的基因掺进去，讲得有点粗略了，但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12我想母亲（《丰乳肥臀》上官鲁氏）的晚年是具有某种宗教精神，她的这种超阶级的，这种人性的立场上，看待所有的后代，不管这些外孙女、外孙是共产党生的，还是国民党生的，是土匪生的，还是游击队生的，都平等一致付出爱，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博大的母爱，也就是说是一种上帝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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