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专辑张清华莫言与新文学的整体_水母的生活环境

张清华/文

内容提要

汉语新文学诞生迄今已历百年，其研究需要一个连续性和谱系性的整体观，这既利于对莫言作出公允的评价，同时也使整个新文学的研究变得更为客观：第一，从鲁迅到莫言，新文学的几代作家共同创造了乡村世界与农业文明的哀歌与挽歌，以莫言为标志，这种整体性经验的处理成为了最后的文学景观；第二，莫言传承了鲁迅和五四作家的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但是又将这一延续变得更为丰富和多维，这是百年新文学的精神脉系所在；第三，在历经启蒙主义写作、革命文学之后，以莫言为代表的当代作家重新找回了民间文化的价值与立场，以此将当代文学推向了更为宽广的美学空间；第四，当代作家虽历经了文化人格的“矮化”，但这种矮化同时也是一种自觉的退守与归位，仅从逻辑上以此推论当代文学的低劣与衰败是主观和短视的。

新文学；莫言；民间文化；乡村书写

“新文学整体观”曾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度炙手可热的话题，那时的几位青年学者曾对于这个总体性的构想有过十分精彩的见地（1）。但如今二十多年过去，真正在研究与批评实践方面贯彻了这一总体逻辑的却并不多见，倒是以对立性思维来进行割裂式评判的看法会更为常见，连外国人也习惯于“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2）的说法。类似的思维显然有一种无意识暗藏其中，即“从逻辑上说”，当代文学是低端的文学，因为很显然，现代作家大都是有留洋经历的，都懂得外语，传统文化素养也普遍是很高的；而当代作家则普遍缺乏这些条件，自然也不太可能写出好东西。然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似乎给了这种定见以某种震撼，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代文学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思考其与新文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它们是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谱系的话，那么当代文学是不是应该被给予平等的对待？

显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止于是对莫言创作本身的一个评价和讨论，而且是一个事关整个当代文学应该如何考量，如何建立其思想资源与精神谱系，如何构建评价的视野与坐标，如何看待其地位与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自从莫言获奖以来，确实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试图将其置于整个新文学的谱系中来予以观照。有专家甚至还召开了题为“诺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的学术研讨会（3），有多名学者发表了与此相关的文章（4），自然，笔者自己也贡献了“从鲁迅到莫言：这是一个谱系”的观点，认为“鲁迅是莫言精神上的路标，莫言则是一个将之发扬光大的传承者。所以，莫言拿到诺贝尔奖，是整个汉语新文学的总结和收获”（5）。与此同时，笔者还有一篇更为详细的访谈文字《应该在鲁迅与五四以来的文学谱系中认识莫言》（6），就关于谱系的说法有更为详细的讨论。几年时间过去，如今再看，觉得这一问题还有必要重新予以思考，展开讨论。讨论从五四作家到当代作家，从鲁迅到莫言，他们之间究竟有哪些方面发生了内在的联系，又产生了怎样的传承、变异、深化和蜕变的关系。笔者希望通过这样的阐释，不止可以回答莫言是否是一个与现代作家同样重要的作家，同时还可以作为“新文学如何才能作整体观”的一个范例。

新文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乡土文学”的出现为契机的，而“乡土文学”又是以挽歌和哀歌的形式出现的，从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最早的一批作品中不难看出这一点。问题只在于，鲁迅是以一个启蒙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乡村世界的，所以他眼中所见与古代诗人笔下的乡村是不一样的。他的乡村破败而愚昧，而田园诗人的眼中则一派自足与祥和。这样的眼光源于“他者”的出现，如同黑格尔所说，“世界的新与旧，新世界这个名称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洲和澳洲都是在晚近才给我们知道的”（7）。中国近代的启蒙意识的出现，也同样是源于类似的“地理发现”，是从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才开始有了“睁眼看世界”的视角和意识。中国人才在这古老的生存中发现了苦难、愚昧、悲剧和危机，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疑问，也发现了世居的牧歌田园居然是“铁屋子”这样一个严酷现实。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借了与“金心异”的对话场景，说出了这番著名的论断：“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者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8)这段话中鲁迅创造了他写作生涯中著名的关键词，但我以为其中还暗含了另一个，就是“哀歌”，即在“死的悲哀”中唱响的“敢有歌吟动地哀”的哀歌。

粗略统计，在《呐喊》总共十四篇小说中，书写乡村题材的约要占到一半以上，所刻画的最著名的人物如孔乙己、阿Q、七斤、华老栓等，也都属于乡村世界的三教九流。显然，是乡土文学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进程。这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启蒙主义的思想运动与文学潮流不是从城市经验、历史题材、个性主义的知识分子生活等等方面大举展开，而居然是肇始于原始和落后的乡村？这便是前文所述的关键词——“哀歌”的作用了，因为书写城市和个性主义都很难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哀歌，很难起到整体性的文化与“文明反思”的作用，只有通过书写乡村，才能够像《故乡》的结尾那样，发出逃离者的由衷悲伤和叹息，感慨众生的愚昧和土地的沉沦。

从这样一个传统看，一部新文学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乡村叙事的历史，乡土的哀歌几乎变成了新文学的一个标签，一个魔咒。因为很显然，土地本身的诗意，其破败的生存与苦难想象成为了合适的符号，非常宜于处理一个现代性的命题，即反思文化与制度的困境，分析人性与道德的堕落，留恋器物与习俗人心的不古，感叹自然的毁坏与环境的延迁……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反转和演化为另一极——虽然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的笔下，乡村是破败的，底层人民是愚昧和麻木的；但在30年代沈从文的笔下却构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神话，他所描绘的湘西世界，不再是破败的沉沦之地，而是“希腊小庙”式的理想之邦，在这里不止普通的人性是美好的，连小偷和妓女也是有信义的。他将浪漫主义的余绪，自然世界与农业生存的和谐共生，在现代性的烛照下产生出对照于工业文明的异化、自然的污损败坏以及世道人心的颓圮的哲学性的反思力量，构造了一部不同于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的悲歌与哀歌模式的美好挽歌：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作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之泯灭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9)

这种与五四式文化批判完全不同的启蒙的反转和审美现代性意识的浮出，已经为既往许多学者所论及，这里不拟再行展开。但他启示我们，从鲁迅到沈从文，还有“京派”的其他作家，我们刚好看到了一个“正—反”的逻辑回合。不过，无论是将乡土看作是必须启蒙的悲惨世界，还是看作即将消亡的乌托邦桃花源，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所唱响的，都是乡土的挽歌与哀歌，他们所写下的，都是农业社会的末日与沉沦。

与前两者都不同，革命作家笔下的乡土世界似乎显得更为“客观”些——尽管不见得是出自自愿，可能更多来自外在的修正与制约。他们既没有把乡土写成深渊，也没有将之夸饰为乐园，既非俯瞰，也非仰望，而是采取了“平视”的方式，写出了这个世界的喜忧参半与良莠交杂。尤其是在早期的赵树理等作家笔下，甚至还写出了乡村民间文化的鲜活样貌，写出了它原生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世界的书写才几乎成为同一种样态的书写，至此，原有的哀歌与挽歌，差不多全部发生了变异。

年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绝不只是意味着一两个新潮文学现象的浮出，更重要的是中国作家对于自身的重新认识。历经将近半个世纪的自我封闭和思想的畏缩沉寂，中国作家在再度获得了世界性视野之时，所发现的自我镜像，居然还是乡村社会与土地的生存，还是作为农业文明的中国。只是，他们在发现这个自我镜像的时候，其思想与情绪不免是迷茫和混乱的，与前代作家的几种态度相比，他们无法为自己找到一种清晰和持久的姿态。看一看几位作家的寻根宣言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新一轮的土地书写和传统再造，似乎并不甚明了其所以然。是鲁迅式的决绝批判？还是沈从文式的缱绻怀恋？还是赵树理式的亲近胶着？似乎都有，但又显得犹疑和暧昧。当他们试图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0)的时候，似乎又为文学承担了太多现实责任，且在不久之后就被证明是难以为继的。寻根文学在经历了一年的热闹之后迅即陷于沉寂，便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稍迟到了一点，却真正表明了寻根“实绩”的却是莫言，年，当寻根文学业已悄无声息地终结之时，莫言却用他充满灵异格调的书写，再度唤起了人们对于土地与传统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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