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鲍勃·迪伦，首次让诺贝尔文学奖，变得悦耳动听。文学作品通过音符，润物有声，广为传颂。但如此幸运儿，百年来也就这么一个。更多的人，还是要靠操持文字，凭一纸风行。

凭一纸风行，论作品销量，就最近十年的文学诺奖得主而言，恐怕没人能比肩莫言。毕竟，中文读者的基数摆在那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莫言的小说，已然被广大中国读者接受了呢？并不见得。

华人汉语作家首捧诺贝尔文学奖的，并非莫言，而是江西人高行健。不过作为中国籍作家获文学诺奖的第一人，莫言也的确让中国当代文学扬眉吐气了一把。但公允地说，中国当代文学因此牛气了一把，这跟中文读者其实也没太大关系。

一些文学业内人士，标榜喜欢莫言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就一种专业的“文学史趣味”而言的，而并不表示自己就真心喜欢看。坦率说，莫言重口味的小说，并不适合中国人惯有的欣赏口味——莫言的书大卖，顶多说明国人借诺奖东风，凑热闹、赶时髦的逼格有所提高而已。

可人家毕竟得诺奖了，那么，莫言的小说究竟好不好呢？好的话，好在什么地方？好的话，为什么大多数普通读者，在他获诺奖之前，并未听说过这样一个作家？但不好的话，人家凭什么又能获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对预设的立论前提，做一个必要的澄清，即我称莫言的小说，绝大多数不适合中国人惯有的欣赏口味，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判断？“中国人惯有的欣赏口味”，其具体所指又是什么？

我们的文学欣赏趣味，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文学教育决定的，再准确点说，是由我们从小的“语文”学习来塑造的。简单回顾下共和国近七十年来的语文课本和语文教学，大致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到大学，我们的语文课本，基本上是围绕“现实主义”来做文章的。选入“语文”课本的，要么是通俗易懂的红色经典（对80后来说，王二小、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等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要么是理解起来没有多大阅读障碍的中外现实主义名篇（契诃夫《凡卡》、都德《最后一课》、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

就现代作家来说，鲁迅、老舍、朱自清、冰心、曹禺等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作品，《背影》、《骆驼祥子》、《再寄小读者》等基本上都是平铺直叙，抑或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只要认得字，意思基本都能懂。

即便是古诗词，也不例外，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现实主义”大师，“春眠不觉晓，花落知多少”之类的名篇，占据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古诗词中很大的篇幅比重——就算是浪漫主义的李白，也是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几近白话写实的风格类型中，进入我们文学记忆的。

从孩童时期到青少年阶段，数十年的“现实主义”语文教育，最后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子呢？或者说，培养了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文学趣味呢？一个最直接的指标，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在完成学校教育之后（或课后阅读刊物），无论是作为工作之余的消遣，还是作为一种精神需求的生活喜好，我们会主动选择哪些书籍刊物？我们的阅读选择，最能反映我们一贯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偏向。

纵观近三十年来畅销不衰的大众读物，答案恐怕非《读者》、《青年文摘》、《知音》、《故事会》等莫属。所以，最近这些年，人们大反“鸡汤体”，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恰恰上述这些刊物，给我们熬制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的“心灵鸡汤”。

而《读者》、《青年文摘》也好，《知音》、《故事会》也罢，这些刊物的流行，与其说是得益于它们的营销策略，不如说是分享了语文教育带来的果实。换句话说，正是语文教育，培养了我们的《读者》式的阅读口味。

重新回到莫言的话题。

莫言的小说，既不是那种喝多了想吐的“心灵鸡汤”，也不是人间四月天式的“小清新”，更不是天生一副性冷淡样的“作协体”（作家协会会员的语体），而是野路子、重口味的“恶作剧”，够粗，够野，够暴力！特别是他中后期的小说，尤其如此。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所谓的“恶作剧”，并不带有道德贬斥意味，更不是一棍子打死的全盘否定。恰恰相反，恶作剧（恶作剧诗学），是对莫言独特美学风格的一种描述，毋宁说是莫言为世界文学提供的一座“具有中国特色”的别样矿藏。

事实上，在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诺奖评委会提名小组主席的一番话，也能佐证“恶作剧”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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