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历史，有一个叫人沮丧的地方。
有的人老是拿皇帝的功绩说事，而对于百姓的生死“熟视无睹”。
想听歌功颂德的古代历史，请出门右转，到别家转转。
皇帝的丰功伟绩为了谁？
这次要聊一聊汉武帝的那些事儿。
现代人不知道怎么了，老是喜欢炮制概念，包括讨论历史也是如此，动不动弄出一个“千古一帝”。
既然是“千古一帝”，那么必然人数不超过两个，结果整出来一堆人。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洪武大帝、成吉思汗、圣祖康熙、高宗乾隆……
提到这些人，那些民科历史爱好者总是对他们的丰功伟绩悠然神往。
然而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是丰功伟绩，历史的功绩是由谁创造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来都不是帝王将相。
说回汉武帝，他的丰功伟绩无外乎摆平了汉朝藩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强化了皇权的绝对权威，不惜举国之力北击匈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些事迹听得耳朵都起茧了。
我们想知道，从汉武帝的丰功伟绩中，当时的大汉子民得到了什么，以及汉武帝所做的一切到底，第一目的是不是为了天下苍生，还是为了汉家刘氏的万年江山。
打开汉朝的史书，无论是史记或是汉书，你会发现汉武帝本纪在位的公元前至前87年，这段时间是大汉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之一。
用今天的话说，汉武帝是一个有点钱就飘了的皇帝，而他向大汉子民伸出黑手的力度，不亚于隋炀帝这些人。
用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他的评价说：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说汉武帝的暴行跟二世而亡的秦朝不相上下，只不过汉武帝比秦朝要幸运，没有造成亡国的后果。
汉武帝这盏灯不省油
汉武帝从一开始就不是省油的灯。
刚登基时，奶奶窦太后健在，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在朝廷深耕细作一辈子，老太太的权威和权斗的手段绝对是首屈一指。
窦太后是黄老学说的忠实捍卫者，自己的公公汉高祖、大伯哥汉惠帝、丈夫汉文帝、儿子汉景帝也都是尊黄老休养生息为大汉的基本路线。
但是到了汉武帝16岁登基时，瞧不上列祖列宗的黄老学说，认为这帮人太没魄力，整天无为而治。
于是乎，汉武帝想着要改变大汉的道路问题，开始大量重用儒生。
这些儒生上来就建议汉武帝要亲政，不要凡事都跟老太后请示汇报。
结果，这群想让老太后和黄老学生卷铺盖走人的儒生犯了众怒，被老太后先扫地出门。
等窦老太后一死，再也没有人能够掣肘汉武帝。
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套组合拳下来，汉武帝终于把天下的权力紧紧握在了手里。
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和汉家的威仪。
汉武帝多次到泰山封禅，且一改文景之治崇尚节俭的风气，大肆兴建宫殿，扩张皇宫用人，皇家的支出长期居高不下。
假如只是为了个人喜好，搞几处工程项目，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对皇家来说花不了几个钱。
文景之治攒下的家底，足够十个汉武帝盖房子。
但刘彻心高气傲，富有四海，威加海内，全天下都归附了大汉，唯独北方的匈奴不服。
终于在公元前年六月，以汉朝主动进攻，策划了一场诱敌歼灭战，史称马邑之战。
这一战，结束了汉匈自高祖白登之围后定下的和亲政策。
汉朝与匈奴长达十多年的拉锯战拉开帷幕。
战争的结果是以汉朝看似全面胜利而告终，但并不是绝对胜利，因为匈奴的犯边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汉朝因为承受不起巨量的战争损耗，不得不放弃屯田戍边的战略。
绝不和亲的魄力，确实够爷们儿的，但是绝不和亲的代价是沉重的。
自古战争的决定因素不全是武力，而是一场财富的游戏。
既然服务战争的需要，就得有人承担徭役，就得兴修水利，就得专门养战马，就得用铁锻造兵器，更要对取得胜利的三军将士大量赏赐，这些潜在的账要比直接用于战争的支出还要大。
在公元前年，汉匈长达十一年的战争接近尾声，大汉的威名彻底响彻西域。
但是大汉的国库也撑不住了。
文景之治的家底早已应付不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面对被战争掏空的大汉国库，汉武帝心里想的是如何弄钱。
很快，刘彻的智囊替他谋划了一系列的捞钱妙计。
官爵买卖
在古代，官与爵不同。
爵位是一种荣耀的象征，他本身没有实际权力，只是彰显自己不同于凡人的特殊标签。
跟现在西方的公爵一样，有人穷得上街要饭，都不忘记自己是某位公爵男爵多少世孙的身份。
爵位是一个由帝王赏赐的，只要你出身够正，对朝廷的贡献够大，朝廷会考虑赐予爵位。
当然，赐予爵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赐予。
汉武帝在位时，爵位彻底泛滥成灾。朝廷把爵位明码标价，作为充盈国库的手段。
很多有钱人为了改变商人低微的社会地位，花钱弄一个爵位充当贵族。
后来，汉武帝觉得卖爵位来钱太慢，索性放开了一部分官吏职位对外售卖，上到侯爷，下到郎官，价位各有不同。
这样一来，大量的有钱人摇身一变成为治理社会的人。
他们当中不乏有品德高尚的乡绅，但很大一部分人纯粹是为了下一步捞取财富而采取的买卖行为。
你想啊，他花了钱买的官爵，他们能白花吗？必然会想办法把花的钱捞回来再说。
改革货币
早在汉武帝以前，汉朝没有通行的货币。
各个地方都是在朝廷的规定下，自行铸造货币，也就是说谁占的地方产铜铁多，谁就必然会有更多的货币。
当年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为什么敢挑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吴王占的地方产铜。
起初，大汉朝的铸币权是开放的，各个地方自己搞自由竞争。
比如吴王铸造的铜币分量足、成色好，那么吴国的大汉货币就更受欢迎。
汉武帝中后期，因为国库太缺钱了。朝廷便把目光盯上了铸币。
先是把铸币权收归朝廷，再开始对新铸造的货币“掺假”。减少货币的重量和原料，如此便能省出更多的铜矿来制造更多的铜币。
朝廷再用这些新币用于购买民间的物资，从而实现对民间财富的变相搜刮。
这样做的好处是，形成了封建社会稳定的金融体系，但当时的大汉子民的钱被迫贬值了，同时后来的皇帝也有样学样，每每遇到国库不足时，便用这种办法来搜刮百姓。
算缗告缗
要是说以上两种办法是汉武帝对大汉子民的温柔一刀。
那么，接下来的算缗告缗策略，直接是磨刀霍霍。
公元前年，也是汉武帝元狩四年。为了战时需要，汉武帝颁布了算缗法。
什么意思呢？即要求商人富人要捐出3%到5%的财富。
富人岂能轻易交出财产，人家都是靠经营赚来的，又不是朝廷的大风刮来的，纷纷把自己的财产藏匿起来，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上报上交。
汉武帝一看，你们这帮富人不交是吧，我有办法让你们交。
朝廷又颁布了告缗令。
这条措施太狠了。
只要有人告发富人瞒报谎报财产。一经查获，富人的财产一分为二，告发者一半，朝廷一半。
告缗令颁布后，一时间举国掀起一场告发的热潮。
大家相互举报，朝廷也不管告发是否属实，全部收缴。
富人被告发洗劫一空后，问题来了。
那些告发者因为告发获利，也变成了中产阶级富人群体，他们也要面临被告发或者交算缗的问题。
最终，大汉的民间财富彻底被搜刮干净。
然而更大的问题在后边，凡是有钱的富人必然具备一定的经营头脑，而穷人大部分是不具备这点。
导致富人不再参与社会财富创造，反正发了财也是朝廷的，搞不好被人诬陷的话，全家老小的命都不保，那我还拼死拼活赚钱干什么，干脆大家一起躺平岂不是更好。
更可笑的是告缗令还有一条附加条款，不告缗令。
富人在被人告发后，只要向朝廷捐赠一定数量马匹或粮食，并且没有搜出钱财，就可以不被追究罪责。
汉武帝此举是为了加强对富人的控制，让富人把钱投在购买田地上。扩充土地就得向朝廷购买，相当于富人的钱财还是流进了朝廷的腰包。
但是汉武帝没有意识到。大汉自高祖建国以来，第一场土地兼并战开始了。
那些告发富人的穷人，他们的命运比告发前更惨。
连汉武帝的心腹董仲舒都看不下去了，评价说：
“富者连阡陌，穷人无立锥之地”。
无论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汉武帝是为了穷人。
汉武帝的失算
经过汉武帝的奇思妙计，大汉的年收入由二十亿钱增至一百二十亿钱，这多出的一百多亿本该属于朝廷以外。但这些钱被汉武帝用来对外战争和应付庞大的皇室开销。
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个时间节点上，社会财富的总和是固定的，尤其是封建社会没有对外贸易。
全社会有10块钱的话，假如朝廷拿走了7块钱，老百姓只剩下3块钱。
当汉武帝极尽所能地搜刮财富时，当超过大汉臣民的承受极限时，汉朝必然会走向衰败。
衰败还不是更要命的，汉武帝留下了一个封建社会的毒瘤。
刚才说过社会财富是一定的，汉武帝搜刮了大汉子民的腰包，他没有存起来，而是用于个人享受和对外战争。
这部分财富是花出去的，既然花出去了，意味着又回到社会。
然而，真实的大汉社会是富者变贫，贫者变成赤贫。
相当于这笔钱没有在汉武帝和大汉子民手里。
那么，大汉的财富到底去了？
是的，流向了封建官僚群体的腰包。
汉武帝聪明一世，却忽视了自己不惜杀鸡取卵，甚至厚着脸皮将黑手伸进穷人的腰包。
不过是替大汉的封建官僚在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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