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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当代小说》年第3期）
冬季主持：马兵逃离困境与阴郁的诗学
马兵
霍桑有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威克菲尔德》，写一个叫威克菲尔德的男人借口出门旅行，在离家很近的街上租了房子，在那儿一住就是二十年，全然不顾自己的妻儿，忽一日，他不声不响踏进家门，仿佛才离家一天似的。在这个小说的结尾，霍桑写到：“在这个神秘世界表面的混乱当中，其实咱们每个人都被十分恰当地置于一套体系里。体系之间，它们各自与整体之间，也都各得其所。一个人只要离开自己的位置一步，哪怕一刹那，都会面临永远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就像这位威克菲尔德，他可能被，事实上也的确被这个世界所抛弃。”对这个小说素来有很多解读，而我倾向的一种是把它理解为一则逃逸生活的寓言，虽然霍桑说过，威克菲尔德先生没有自我放逐的理由，但或许生活本身就有一种“自来的残忍”，所以，敏感于此的人们便会策划逃离，以抗拒那习焉不察然而同化力巨大的生活对自我的体制化。但逃到哪里去呢？新的生活固然开启崭新的一页，但当新的生活开始沉积，它又会成为人之灵性的异己部分。《威克菲尔德》之后，我们读过各种各样的关于逃离的小说，这些小说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而在年的年初，当我们翻看各大文学刊物时，再一次读到了关于“逃离”母题的文学叙事，这些新的逃离故事直接对应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也携带着试图抗拒贫乏的精神之力，它们有着纤细的芒刺，逼迫我们去面对这个我们不愿面对或者失察去面对的体制化的生活。
蔡东：《照夜白》，《十月》年第1期
“逃离”是蔡东小说的关键词之一，当然，蔡东笔下的人物从来都不是生活重压之下丢盔弃甲的无奈之徒，而是带着尊严和仁慈向往在别处生活的精神的飞翔者。《照夜白》也是如此，而且相比于她之前的人物，这个小说中的谢梦锦有着更决绝地拒绝与凡庸生活合谋的勇气，她拒绝的方式是从假装失声到有意的沉默。作为一名教师，她不愿再用媚俗的方式与学生打成一片；作为集体的一员，她远离同事的酒场欢会，因为那不过是“一个个毫无自由意志的公共的夜晚”；作为自我生活的承负者，她喜欢断舍离的极简主义，又在意让生命接通诗性的圆满。而当她放弃那些流俗的交际方式时，也是她彻底唤醒自己被蔽抑了的感觉之灵的时刻，小说一开始便从她超敏的嗅觉写起，那悠长“像禅机和隐喻”的气味，正是她从无聊的例会中神游才感受得到的。“照夜白”传说是唐玄宗最爱的白色骏马，它被系在一个木桩上，鬃毛飞起昂首嘶鸣，四啼腾骧，似欲挣脱羁绊，而到了小说结尾，谢梦锦在同学的配合下一起上了一节静默无言的课，才久违的放空中，一切变得辽远起来，“照夜白”终于腾空而起。这无疑是一个诗性的时刻。
许建平：《最后的草鱼》，《莽原》年第1期
在相关的创作谈中，作者说这个小说是出于“虚构和杜撰”，但整体上更像是社会热点新闻的再加工，毕竟，在酒场上一醉不起竟而殒命的事件并不是个例，小说以之为素材，自然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即如何在保持这种新闻事件的时代批判性的同时又带出小说独有的关怀和温度。《最后的草鱼》的巧妙之处在于，叙事的焦点并没有在那个因为拼力陪酒而暴毙的小伙子身上，而在酒局的一个参加者王处身上。这个并没有实职的副处干部在这个无聊的酒局中慢慢地成为一个局外人，酒局成了他测度自己在别人心目中地位的一个机会。而当他得知小王死去的消息后的应激性的反应，以及在面对上门调查的警察的态度，又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久在官场浮沉的小官僚的另一面，他的怜悯和惊惧，他的力图撇清的无力和强作镇定的张皇。于是，从“小公务员之死”的新闻式事件，到塑造王处这样的人的精神之癌，小说很好地跳脱了新闻小说的那种简单对应的弊病，给出了富有创意的转化方式。
王芸：《心祠》，《长城》年第1期
有肖江虹的《傩面》在前，对后来处理类似题材的写作者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王芸的中篇《心祠》写的也是傩班的故事，完成得中规中矩，就人物关系的设置和小说所指涉的深度，与《傩面》比，还是未达一间。《心祠》在叙事上唯一的跳脱之处是采用了倒叙的方法，从年往回推，一直写到年，在五十年的变迁中呈现罗家三代人的傩戏情缘，这种以十年为段的设置稍嫌刻意和板滞，但也加重了小说本身的历史阔度。这个作品其实也写到了“逃离”，傩戏所扮演和模仿的是一个有灵的神性世界，罗光明出生时，母亲便给他准备了一件小衣，也就是他的“心祠”，这件小衣不但是父母为他祈求现实福佑的托付，还是日后罗光明无数人生晦暗时刻的指引，也是他抵挡现实庸常的倚靠。“心祠”也因此构成小说最核心的意象，它以通灵的方式传递了对现代人之精神迷惘和危机的一种拯救——在傩所表征的那个神性的庄严的天地中，人必须涤荡尽自己的虚荣和伪饰。
小人物的“彷徨”与“呐喊”
韩玥
云亮：《斑斓鸟三伏鸟》，《朔方》年第1期
简单看来，云亮的《斑斓鸟三伏鸟》似乎是在讲述“我”在下坡村中学任教的种种经历，文章塑造了性格各个不同的教师群象：为讨酒喝而故意找学生茬的赵中祥，心思绵密、狂傲不羁的石南里，心气高、脸皮薄的胡安定……让读者看到了本应执着于三尺讲台的教师家长里短的另一面，但是或许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小说更令人称道的是其在结构上的匠心，语言上的精致以及引人深思的结局。
小说在结构上始终将斑斓鸟作为全文的显性线索贯穿始终，照应小说情节的发展。首先，斑斓鸟的形体被作为联想物与“我”喜欢的姑娘牵连在一起，：“她穿一件粉红上衣，本来白皙的面庞被黑板映衬得更加白皙，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校园东南角大槐树上的那只斑斓鸟洁白的腹”，“钟艳玲脚上纯净的红色凉鞋令我想起那只斑斓鸟的爪”，这时的两个人沉浸在青涩而情意绵绵的幸福里……到最后，“钟艳玲穿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衣服，颜色、样式都透着稚气”，不再像斑斓鸟一样的打扮，也暗示了钟艳玲对这段感情会无疾而终的态度；同时，斑斓鸟的命运与“我”的前途仿佛有冥冥之中的关联，“她灿烂一笑，啥斑斓鸟啊，是三伏鸟，这种鸟三伏天来俺这里，出了三伏天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钟艳玲的一句玩笑话无疑暗合了小说最后“我”会离开这里的结局。
而更令人称道的是小说的语言，如汩汩溪流般温情，能够在不经意之处让读者会意一笑，例如其写到张会元与侯永芳偷情、写“我”与靳晓霞的感情，分别用了“云消雾散后”、“一段味同爵蜡的相持”这样若隐若现的词语，寥寥数笔，个中情味便跃然纸上。而小说语言的精致尤其体现在细节描写的灵动，例如“额心挤出一个肉疙瘩”、“喉结一阵耸动”、“面皮细腻得叫我心慌”等，这样类似的用语足以体现作者在拿捏词语方面的细腻和厚实。
在小说的最后，“我”竟然被陷害为编造贬低小学领导顺口溜的始作俑者，这使读者不得不从作者用心经营的语言城堡中暂时抽离，来思考其中原因，或许仅仅是省城师范学校毕业的身份使大家对“我”心怀妒忌，或许是靳晓霞因为当年与“我”的种种纠结跟大家说了什么使大家对“我”有所误解，也或许是大家为了保全自己将责任嫁祸在最有文化的人身上……这些都不妨聊备一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当作者完成小说的时候，小说便不再属于作者而属于读者，这样开放性的不确定性的结局，以其未完成性唤起了读者更多的参与。
胡迁：《陷阱》，《上海文学》年第1期
青年作家胡迁在去年的自缢是文学界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这个有着极强异质性的写作者，在遗作《陷阱》中再一次显露他“格格不入”“头角峥嵘”的文学风格。
“陷阱”一词的本义，是比喻使人受骗上当的圈套，在叙述者看来，“我所珍藏的东西，总是在触碰的时候就轻易瓦解成粉尘，这便是一种可以成为陷阱的东西”，读者因此而不解，何为“我”所珍藏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又如何成为了陷阱，细细思考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或许是因为“我”的无心之失而招致了朋友的不信任，以至于几年后让“我”陷入困境；或许是“我”明明倾慕对方却被误认为是骚扰别人的“变态”；或许是“我”满怀期许的参加新书出版活动却被出版社无礼对待的绝望；又或许是我好心劝母亲脱离传销组织却面临母子本已三十年相互不理解的窘迫。明明都是用心之举，却把自己推向了深渊，“投之以桃”却未能“报之以李”，而看似无关的事件，都被作者用“陷阱”串联起来，这些“陷阱”一步步地让“我”陷入绝望和更绝望，使我窘迫而不安。仔细体味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文章中的情绪、语言、还是具体事例，都弥漫了厚重的颓丧之感，而这种颓丧之感不同于有明确的现实环境作为强有力的衬托的作品，处于叙述者位置的人物似乎漫不经心的将自己置于“局外”，正如《局外人》里的默而索一般，没有悲喜，只有淡漠。胡迁是否也如加缪一样，试图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对这荒谬的世界以回击。
除了小说在情感上的颓丧之感，在结构上，文章最大的特点是结尾收束迅速，在读者认为可能会有重大转折的时候戛然而止，这种看似的不完整性似乎是胡迁短篇小说创作的共同特点，当以读者的阅读经验觉得叙述者可能会做些什么的时候，文章仿佛被掐灭的灯芯一般归于沉寂，因此这种结尾更像是散文化的结尾，就像本篇的，“但思考了很久，我还是决定躺在这里，打算坚持到再也躺不下去为止。”这样看似无尾的结尾也为读者营造了更大的可阐释空间，这可能是胡迁不同于其他小说家之处吧。
夏烁：《余生》，《当代》年第1期
小说的标题是“余生”，首先让人联想到“共度余生”。说的主题，是两位主人公余维和顾琬在经历十几年的博弈和等待之后终于再次相见，阔别后的数年里各自都经历了现实的困境与苦闷，家庭的不和带来的沉重感压得两人无法喘息，在经过内心的纠结、诸多现实考量之后两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这个过程也绝非坦途，余维经历了照顾瘫痪在床的外婆的艰难，承载了一个将死之人全部的怨念，那“怕死的谨慎”、那“人生路途中最黑暗的部分”，恐怕是再多的遗产也无法抹平的伤疤，相亲对象的不成熟使他更念及故人，他刻意用种植的胡子、吴秀波一样的发型将自己全副武装，以期与过去的自己诀别。岁月也并没有待不惑之年的顾琬更好一些，母亲的多疑和猜忌、母女两人不断的赌气和争吵、遇人不淑而导致的事业危机给她柔弱的身躯以重压。或许正是经历过命运与岁月的洗礼，才使得两人的相遇更多了一些惺惺相惜。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有两段心理描写算是全篇的高潮部分，“他觉得他是怜悯地抱着她的，同样也怜悯地抱着自己。他觉得这应该就是爱情。”“现在她被他抱着，并不舒服，但骨骼与骨骼之间迁就地碰撞在一起，她想她还是没有爱上他，他太弱了，但她愿意和他共度余生”即使两人都有了自己的秘密，即使两人的婚姻也并不是因为爱情，余维和顾琬依然心照不宣，终于还是牵起彼此的双手，共度“余生”。
就像张爱玲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中年人面临婚姻问题的时候，或许只有真正的经历和感同身受才能抹去年少的戾气和挑剔，而代之以坦然而无畏吧。
赵兴国：《金蝉脱壳》，《当代小说》年第1期
“金蝉这东西奇怪得很，没蜕皮之前，不做声不言语，一步一踱慢吞吞的，像乌龟；可一旦蜕了皮，翅膀噌噌扑扇着，飞得比兔子还快”，文章中对于“金蝉脱壳”的解读，正影射了收废品的小人物吴立生的人生境遇，前半生的他，似乎每天都被捉禁见肘的生活遭际折磨的焦头烂额，他也并没有实现出生时老辈所给予的厚望，他的懒惰使整个家庭一步步堕入深渊。可怜的吴立生承载着老同学和邻居家生活比自家优渥而的压力、凑不齐女儿高中学费的窘迫和因怕老婆被起外号“老绵羊”的不堪，他无法面对老母无助的眼神和妻子刘桂芝厉声的质疑，他能给予的，也只有“将就将就、等，找人”这样暂时麻痹性的安慰。他甚至想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给富婆留有子嗣，以此获得巨额酬金。
然而命运跟吴立生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因到配件厂的大闹被关进了看守所，被放出来后竟成为了全村的英雄，是因为他这一闹，村里的每家每户都得到了因排涝沟被堵而赔偿的补助，平日里对他没一句好腔儿的母老虎刘桂芝，竟也看着他一脸的媚笑。这看似是来自底层的反抗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实际上是村镇领导沆瀣一气的阴谋怕被识破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以上的闹剧，反映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凉，他们无计可施也无可奈何，最后被迫以身试法，来争取自己的一点可怜的权益。
故事的最后，吴立生不再唉声叹气和自怨自艾，他按开电声喇叭重新录了一遍收废品垃圾的吆喝，以此作为他崭新人生的开篇。吴立生就像勇敢脱壳的金蝉一样，即使被生活的风浪击打得遍体鳞伤依然记得唤醒自己沉睡的灵魂，而在这个故事似是闹剧的表面背后也暗含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任何企图依靠他者力量实现个人目标的努力都是徒劳，而小人物只有努力实现自我救赎，才能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毕亮：《父归》，《青年文学》年第1期
《父归》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儿对死去父亲点点滴滴的追忆，缓缓的文字，一如毕亮一贯的风格，沉稳而扎实。即使是在弥留之际，这位老父亲依然放不下对女儿陶陶的爱与牵挂。为了不给工作繁忙的女儿添麻烦，他主动要求去养老院养老；担心女儿的婚姻不幸福，他嘱托女婿要少些争吵，多珍惜两个人的感情；害怕女儿因为失去自己而难过，他托护工告诉女儿不要害怕，只是“爸爸要出趟远门”；尽管因身患失忆症而认不得女儿，却在笔记本里写满了“女儿，陶陶”……文章的情节并不急促，却字字句句都是真心的表达，写满了一位老父亲对女儿的爱与牵挂，读者不禁潸然泪下。
或许是对父亲的回忆融化了陶陶因疲于奔忙而坚硬已久的心，或许是老丈人临终的嘱托让女婿李明亮更看清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小说的最后，一对在婚姻上濒临绝境的夫妻竟然重归旧好，陶陶甚至在李明亮的眼睛里看到了父亲凝望她时候的眼神，而标题“父归”的深意正在于此，父亲虽然离开了，可是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陶陶身边。
毕亮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他皮肤科白癜风杂志编委看白癜风的医院哪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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